长征最后一段路：攀崖的“云贵川”没了下落，毛振华没等到胜利，黄开湘死于高烧走火

长征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有三个人几乎同时从队伍里消失了。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打完最险的一仗就再无音讯；一个倒在了距胜利只剩五天的地方，死在一颗冷枪子弹下；还有一个，翻过了雪山草地，闯过了天险雄关，却在陕北的土炕上，被自己枕边那把枪里的一颗子弹带走。他们分别叫“云贵川”、毛振华、黄开湘。

“云贵川”，是一个绰号，不是名字。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走完草地，迎面挡着腊子口。两座山夹着一道沟，最窄的地方也就几十步宽，木桥一卡，碉堡架着的机枪把桥面封得严严实实。正面冲了好几回，全被密集的弹雨压了回来。要打开局面，只剩一条法子：得有人顺着侧面的绝壁爬上去，绕到敌人头顶，对着碉堡没顶盖的上方往下打。

站出来的是个十六七岁的苗族小战士。个头中等，颧骨凸得明显，脸晒得黝黑，眼睛却亮得很。他从贵州一路跟着队伍走，没人晓得他的真名，只知道他老家在云南、贵州、四川交界的地方，就顺口叫他“云贵川”。他说自己在家常采药、打柴，爬陡壁是常事，只要有根长竿，竿头绑上铁钩，钩住崖缝或者树根，就能一截一截往上爬。

那一夜，他光着脚，攥着一根带铁钩的竹竿，消失在腊子口黑得发沉的崖壁上。崖下好几百人抬着头，谁都不敢吭一声。绳头终于从崖顶垂了下来——那是他用绑腿结成的长绳，给突击队铺出了一条活路。手榴弹从崖顶砸进敌人的碉堡，天险硬生生被撕开了口子。

腊子口打下来了。可那个放绳子的少年，却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仗打完之后，再没有靠谱的史料记录他去了哪，什么时候牺牲的，有没有留下过一张照片。杨成武将军在回忆里仔细讲过他攀崖的经过，之后却再也没提过他的下落。他替全军蹚开了一条路，然后把自己留在了路的尽头，连个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

毛振华有名字，有战功，有明确的死期。正因如此，那份“差一点”才格外让人难以接受。

他是红四团一连连长，湖南人，参加过南昌起义，给贺龙当过勤务兵。队伍被打散之后他辗转回了老家，1930年红军打长沙，他又找了回来，从此哪的硬仗多，他就往哪钻。

强渡乌江的时候，他带人趁夜摸过江，在敌人岗哨底下的石崖下蹲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从背后开了火，立了大功，拿到了红星奖章。到了腊子口，他带着突击队跟在“云贵川”放下的绳子后面爬上崖顶，又一次抄了敌人的后路。

1935年10月14日，部队走到甘肃环县河连湾。路边一个土围子里躲着民团和地主武装，时不时朝外打冷枪。毛振华借来一把梯子，搭在陡坡的豁口上，爬上去准备炸开缺口。就在那一瞬间，子弹飞了过来。

他当场牺牲，才二十五岁。五天之后，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长征正式结束。

消息传到团里，黄开湘和杨成武发了大火：完全可以用火力围住，天亮就走，为什么非要拿最好的连长去换一个破围子？战友们含着泪给他换上了那套旧军衣，就是爬腊子口时穿过的、他自己洗干净的那一套。

黄开湘的结局，最不像“牺牲”，也最让人心里难受。

他担任红四团团长，老家在江西弋阳，以前做过箍桶匠，腰上别着朱德赠送的一把德制左轮，大伙都叫他“斧头将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由他坐镇指挥；攻打腊子口的时候，他和杨成武一同领着队伍攀着山崖绕到敌后，把红四团这股尖刀似的战力发挥到了顶点。长征沿途的所有生死恶仗，他差不多一场都没落下。

到了陕北以后，所有情况看着都要慢慢好起来。1935年11月，黄开湘和杨成武收到通知要去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两个人骑马赶了五十多里地，浑身出了透汗，返程路上又浇了一场大雨，两个人都染上了伤寒。杨成武先退了烧，醒过来就问医生自己烧得迷糊的时候说过什么，医生笑着回答：一会儿喊连长的名字，一会儿喊“冲”。

黄开湘的烧始终没退下去。他连着烧到四十度，神志已经不清醒，被人送进了军委卫生部。那时候医院缺医少药，只能靠酒精、苏打水勉强维持着。有天夜里，他在昏迷当中摸到了枕头下面的那把左轮手枪——就是朱德送给他、他爱惜到枪从不离身的那一把——扣下了扳机。子弹打穿了头部，那年他三十四岁。

杨成武不管自己还在生病，跳上马就赶过去，到的时候人已经下葬了。他翻过长征路上最陡的山、趟过最猛的河，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底下，却在一场高烧的迷糊当中，被自己最看重的东西带走了生命。

“云贵川”，年纪才十六七岁，走得悄无声息；毛振华，才二十五岁，倒在离终点只剩五天路程的地方；黄开湘，三十四岁，死在胜利已经到来之后。出发的时候差不多有十万人，走到陕北只剩下一万多一点。那九万多个没能走到终点的人里面，有多少个“云贵川”，有多少个毛振华，又有多少个黄开湘，没有人说得清楚。

记住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死得壮烈”，而是因为他们原本可以活着见到自己拼命挣出来的那个结果。记住他们，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基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