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夏,浙江杭州北站,一列闷罐车停在站台边,车厢里装着27吨七六岸舰炮弹。守在车上的,是一名刚满15岁的年轻战士。车门只留下一道缝,缝隙外看不见多少风景,缝隙里却始终对着一支上了子弹的冲锋枪。
这名战士就是我。
当时,仓库正在进行大规模转移。每天二十八辆车进出,每辆装载约四点五吨弹药物资,战友们从早忙到晚,肩膀和手掌都磨得生疼。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仓库主任贾主任把我叫到身边,交给我一张调拨单。
“明天不用搬了,去宁波。”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任务重要,不能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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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去装备处领取手续,又到战勤部门办理通行证和持枪证。那时年纪虽小,做事却不敢马虎,枪支、弹药、证件,一样样检查清楚,生怕在关键地方出问题。
夜里,列车从杭州北站出发。天气闷热,闷罐车里几乎没有空气,我只能穿着短裤,抱枪坐在弹药旁边。现在回想起来,场面多少有些滑稽,可在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东西安全送到。
第二天下午,列车抵达宁波。军分区参谋已经在车站等候,弹药移交完成后,我提出马上买票回去。仓库还在搬迁,战友们都在干活,我不愿一个人留在外面。
参谋却说:“先住下,等通知。”
我有些纳闷。过了一天、两天,直到第四天,仍没有新的安排。第五天,参谋才对我说:“回去吧,小鬼,任务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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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仓库,我才发现搬迁已经结束,原先堆积的物资也转移得差不多了。那一刻,许多事情忽然串了起来。
1971年,我入伍时只有13岁,被分到杭州城外的一处军械仓库。仓库藏在香樟树林后面,木栅栏门上挂着“谢绝参观,禁止照相”的牌子,周围十分安静。那不是普通的仓库,弹药收发、装卸、保管,都关系到部队战备,任何一道手续都不能含糊。
贾主任是仓库的负责人,山东人,1946年入伍,长期在军械系统工作。他文化程度不高,却把弹药管理研究得极细。老兵们说,他曾在比武中凭手感辨认弹种。不同弹头的弧度存在差别,普通人未必摸得出来,他却能蒙上眼睛分辨。
他的枪法也出名。一次,他把一节毛竹立在二十五米外,用泥巴画了个圈,连续打出八发子弹,几乎都命中目标。有人问诀窍,他只说:“呼吸稳,扣扳机轻,站得住。”
这几句话听着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仓库里有位副主任,身材高大,训练时打弹量也不少,一直想超过贾主任,结果始终差着一截。枪法这种东西,勤练当然重要,悟性和临场稳定同样少不了。
贾主任对我格外照顾,并非没有原因。新兵刚到仓库时,搬运木柄手榴弹,一箱约二十八公斤。农村来的战友力气大,扛起来动作利索,我搬了不到十箱,便累得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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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服气,偏要逞强。一次出公差,班长见我年纪小,不愿让我去,我还闹了脾气。后来他让我扛一袋粮食,我刚把麻袋放上肩,脖子便青筋暴起,脚下也站不稳。
班长看着我说:“还逞能吗?”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接。
这件事传到贾主任那里,班长反而挨了批评。贾主任问他:“你十三岁时能扛动这么重的东西吗?出了问题谁负责?”
这句话,后来我记了很多年。严格是真严格,护着也是真护着。
为了跟上训练,我利用空闲时间练举重、拉单杠,慢慢把身体练了出来。两年间,身高从一米六六长到一米七八,肩膀也宽了,搬运弹药不再像从前那样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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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宁波之行,表面看是一次押运任务,实际上却像一次特别安排。贾主任没有把我继续留在最繁重的搬迁现场,而是找了个必须有人完成的任务,让我离开仓库几天,换口气,也避开连续搬运带来的损伤。
事情过去后,我曾私下问过他。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
1976年,我退伍回到合肥,后来在机械、电子等国营企业工作三十多年,做过铣工、钳工、机修工,也担任过企业副总。部队里学到的严谨、责任和执行力,一直伴随着后来的工作。
贾主任离开岗位后,身体因为长期接触军械、劳累过度而逐渐变差,后来还患上肝病,整个人消瘦得厉害。曾经能在靶场上连发命中的老兵,晚年看上去却像一位普通老人。
我在部队最高只当过副班长,可那段经历并不由职务高低来衡量。对一个13岁入伍的孩子来说,仓库里的每一箱弹药、每一张调拨单、每一次叮嘱,都是实实在在的功课。最难忘的,还是那个总把批评留给别人、把照顾藏在任务里的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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