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异议条款之评析

本文作者：张蓬蓬

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投资、置业、消费、偿债、赠与等原因流转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第三人的情形可谓相当普遍。在此情形下，涉案财物为第三人获取、占有或所有，实体上能否向第三人追缴，固然需要视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而定。然而，此时第三人居于何种诉讼地位、享有何种权利、通过何种程序主张其构成善意取得常滋生争议。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时增设了善意第三人等利害关系人异议的条款，明确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理有提出异议及参加诉讼的权利，使得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和权利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因此，本次修正草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相关条款仅系对过往规定和实践做法的上位法确认，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密度严重不足，更未能借此机会探索建立第三人参与没收程序，这不免为此次修法的遗憾。

一、修正草案利害关系人异议条款内容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了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增利害关系人异议条款，以保障利害关系人能够参加涉案财物处理程序。

具体内容有两条：（1）第二百五十八条之二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权属等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辩论。必要时，可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一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置。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2）第二百五十八条之五规定：“利害关系人对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提出异议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核实，听取其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二、进步：落实中央意见和回应实践需要

针对实践中存在超范围查封、扣押、不当查封、扣押善意第三人财物等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24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司法程序的部署，针对当时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存在的随意性大、保管不规范、移送不顺畅、信息不透明、处置不及时、救济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意见》印发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推动涉案财物处置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针对善意第三人等案外人涉案财物问题，《意见》提出了两条具体措施：一是明确利害关系人诉讼权利。善意第三人等案外人与涉案财物处理存在利害关系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并听取其意见。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人对涉案财物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就财物处理部分提出上诉，被害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二是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复议、申诉、投诉或者举报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为落实《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专门作出细化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最高人民法院在《理解与适用》指出，之所以作出上述规定，一方面，明确要求听取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的案外人的意见，以落实《意见》的要求；另一方面，考虑到涉众型案件可能存在案外人众多的情形，一律通知到庭不具有可操作性，且《意见》只是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但并未要求“通知其参加庭审”，故规定为“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中重申上述规定。直至最近，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还规定“案外人提起民事诉讼，对刑事案件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其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刑事案件已经起诉至人民法院的，还应当告知案外人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权属异议；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通知案外人出庭。案外人认为生效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侵害其合法权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处理。”

由上可知，早在修正草案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即已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方式对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利有所保障，并且有限度地允许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此次修订将实践中的已有规定和做法进一步明确，使得司法解释有了上位法依据，对保障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和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修正草案统一使用“利害关系人”而非“案外人”，与《意见》保持一致，凸显利害关系人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理程序及结果的密切关联程度。

三、不足：权利内容、程序保障和救济途径严重缺失

然而，修正草案并未对司法解释已有规定作出任何突破，与《意见》规定相比甚至还有所退步，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内容、程序保障和救济途径的规定均严重不足，短时期内利害关系人“救济无门”的现象仍将长期存在。

（一）未能赋予利害关系人受通知权、阅卷权和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权利

受通知权是利害关系人行使异议权的基础。实践中，利害关系人并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等当事人，对刑事程序进展往往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根据有关规定，查封房产、冻结账户等限制交易性质的措施，决定机关及协助机关均无义务通知房产所有者、账户持有人等利害关系人（唯一例外的是《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冻结财产应当通知权利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要求其在《冻结财产告知书》上签名”），因此利害关系人并不一定知情或及时获知其财产权益被限制乃至被剥夺。利害关系人经常在有关机关划扣或处分其财物时方才得知相关情况，并极有可能错过刑事程序而无法行使异议权。有鉴于此，《意见》要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当然，即便《意见》有所规定，但实践中能够通知利害关系人者寥寥无几，办案人员或者不知道该规定，或者动辄以涉及侦查秘密、缺乏法律法规等拒绝告知利害关系人。所谓告知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财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情况，具体包括涉及的账户、数额、价值等信息，并告知其异议权利和渠道。但遗憾的是，修正草案对该告知义务并未作出任何规定。

利害关系人能够提出有效异议的另一前提是，有权查阅、复制与其权利行使密切相关的案件材料。尤其是经济犯罪案件中，往往涉及海量交易资金、复杂交易结构、多重法律关系，涉案款项的来源、去向、用途极难区分，权属和性质更是极难界定。基于办案人员责任心问题，错误计算等问题层出不穷。利害关系人如无权利查阅、复制有关证据材料，就难以对涉案款项的权属和性质等问题提出有效异议。由于缺乏刑诉法的明确规定，笔者在代理利害关系人的多个案件中，均被有关机关拒绝查阅、复制案件材料。

此外，利害关系人作为财产权受侵害的主体，亦有权委托专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以弥补自身法律知识匮乏与诉讼经验不足的短板。

（二）异议处理缺乏听审程序设计，难以起到权利保障和救济作用

修正草案条文过于惜墨如金，对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有关机关仅应当“及时核实、听取意见和依法处理”。草案条文甚至未要求必须向利害关系人口头或书面答复，更未设置复议等救济渠道。这种意见听取式的程序设计在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数见不鲜，例如审查起诉过程中听取律师意见、听取被害人意见等，其程序设计缺陷也相当明显，在实践中运行的结果往往是“爱听就听、不爱听就不听”“想处理就处理、不想处理就不处理”。多数场合，利害关系人提交意见后直接石沉大海，办案人员收到意见后既不处理，也不答复，问就是“已报领导”，再问就是“正在研究”。而且不听取意见无任何程序性制裁措施，既不构成法定诉讼程序的违反，也不影响既定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寄希望于办案人员的“良心发现”往往是“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

（三）“必要时通知出庭”立法理由不充分、裁量权过大

如前所述，法院之所以担心一律通知出庭，是考虑到涉众型案件可能存在案外人众多的情形，一律通知到庭不具有可操作性。然而，该理由并不充分，甚至难以成立。更为重要的是，有悖于《意见》所要求的“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理解与适用》将通知参加诉讼理解为并未要求通知参加庭审，实属玩弄文字的不当限缩。

所谓涉众型案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为例，固然涉及众多集资参与人，其与涉案财物处理亦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事实上，不唯独集资参与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和被害人与涉案财物处理结果亦存在重要的利益关系。然而，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还是集资参与人，均不属于《意见》或修正草案所称“利害关系人”范畴。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均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所称“当事人”，具有程序主体地位，有相当密度的权利保障，能够全程参加刑事程序，无须纳入利害关系人范畴。至于集资参与人，同样并不都是所谓利害关系人。

修正草案所称利害关系人，并非指宽泛意义上与涉案财物处理有利害关系或利益关系的人，而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财产被有关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且将来可能被追缴、退赔或罚没的人，即财产权这一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干预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正因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被有关机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受到影响，甚至将来可能成为被追缴对象，使得其在实质上处于准当事人的地位。如果不对利害关系人赋予相当的诉讼权利，使其在财产权受侵害时能够通过程序参与得到一定的救济，涉案财物“查扣冻”乱象乃至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司法将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此外，实践中，即使在涉众型案件中，查封、扣押、冻结仍主要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友所有或占有的涉案财物为主，对善意第三人所有或占有的涉案财物在绝对数量上仍比较小。因此，担心一律通知出庭不具有可操作性还是过多基于诉讼经济考量，易赋予办案人员过大的裁量权，导致对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益和诉讼权利的保障不足，沦为不让利害关系人出庭的借口。为保障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并避免诉讼程序不当延宕，应当以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参加诉讼为原则、以不通知出庭为例外，而非如修正草案般本末倒置。

四、代结语：第三人参与没收程序立法展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的第三人，本不是刑事审判确认刑罚权存在与否的对象，在刑事程序上不具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当事人地位，当然也就欠缺当事人所享有的防御权利，诸如在场权、阅卷权、发问权、质证权、辩论权、上诉权等等。如果该第三人在非以其为主体的刑事程序中未能有行使听审权的机会，却最终被刑事判决确认为追缴或退赔的对象，就第三人而言，该刑事程序即难谓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基于此，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上均设有第三人参与没收程序。

事实上，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即享有受送达及公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发表意见、出示证据、对证据质证、发表辩论乃至对没收违法所得裁定提出上诉等准当事人所有的、几乎全部诉讼权利（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章内容）。至于财产权受干预的第三人，完全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参与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以维护其财产权，并有效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乱象。不难预见，仅靠修正草案所确立的意见听取式程序，难以实现对第三人权利保障与救济的制度目标，期待未来修法时再行完善。

张蓬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某中央金融企业工作，期间长期从事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违法违纪线索处置、案件调查等工作。张蓬蓬律师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领域，十余年的检察、企业纪检工作经历，使得张律师不仅熟稔刑事案件办理的全流程、各环节，而且尤其擅长刑行民交叉领域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执业以来，张律师先后办理了大量涉USDT、涉税、职务犯罪案件，均取得不起诉、缓刑或刑期大幅降低等不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