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碰撞”到“智联中外”

2016年8月，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驶往鹿特丹的火车上，载着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青年。窗外掠过荷兰特有的风车、草地与奶牛，那片宁静的田园风光，是我对这个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国度最初的印象。彼时的我并不知道，这趟看似寻常的旅程，将开启我此后整整10年的留学生涯，也把我推上一条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漫长磨砺之路。

2026年的夏天，当我以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行为经济学博士的身份完成学业、收拾行囊踏上归国的航班时，回望这10年，恍如隔世。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本科课堂，到格罗宁根大学的荣誉硕士与博士岁月；从一名在公众演讲台上紧张到忘词的留学生，到能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作主旨报告的青年学者；从独自负笈求学，到牵头搭建起跨越30余国的青年人才网络，这10年，是我个人成长的10年，更是我真正读懂“国际交流合作”这六个字分量的10年。

作者（后排左九）参加2026年“Z青春”国际青年知行中国研学营暨共创工坊活动（作者供图）

于跨文化的碰撞中，寻得自己的声音

留学之初的挑战，并非来自语言。在荷兰，绝大多数同学的母语同样不是英语，能够通过雅思、托福远渡重洋的中国学生，日常沟通本不成问题。真正让我感到艰难的，是中荷两国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上的深层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一次次跨文化交流中引发的碰撞与冲突。

我至今记得本科头两年的窘迫。因为部分外国同学对中国学生的口语与写作能力抱有刻板印象，我曾在小组讨论中被冷落、被孤立。那段日子并不好过，但我始终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与其据理力争或委曲求全，不如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后来，我凭借一次论文写作取得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让那些怀有偏见的同学重新认识了中国留学生的努力与实力。那一刻我懂得，每一位海外学子都是中国形象最真实的代言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用自己的言行树立自己的形象。

横亘在我面前的另一道坎，是公众演讲。自幼我便是师长眼中外向健谈的孩子，可一旦站上讲台、面对众人，事先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便会在脑中“短路”，紧张、口吃、忘词如影随形。而西方教育格外重视演讲与展示，课堂报告、社团分享无处不在，再加上要用英文表达，这块短板被无限放大。留荷头两年，每逢学术报告，我都要比别人多花数倍时间反复写稿、演练，才能勉强完成任务。

我不愿向短板低头，坚信勤能补拙。在师长和好友的点拨下，我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组织与逻辑训练的缺失，以及对讲稿的过度依赖。于是我为自己定下一套系统的训练计划：找时事话题做一两分钟的即兴中英文演讲并录音回放，从中复盘问题；留意自己日常轻松交流时的语气与表达，对照反思；尝试只列提纲、不写全稿地作学术报告，从最初的频频卡壳，到逐渐能够脉络清晰地脱稿表达；同时，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把注意力始终放在内容与听众身上。日积月累，量变终成质变。当我当选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大使后，在一次次培训与工作会议上与各国大使侃侃而谈、分享心得；当我能够在“春晖青年学者创新交流”学术论坛、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上从容地作主旨报告，我真切感受到，那个曾经紧盯讲稿、声音发颤的青年，已经走出了很远。

跨文化交流教会我的，远不止技巧。它让我懂得，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是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后盾；也让我领悟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与导师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学术分歧时，学会换位思考，从差异中寻找共识。正是这份理解与包容，为我日后推动中外科研合作埋下了伏笔。

把论文写在中荷之间

如果说跨文化交流是我留学生涯的底色，那么科研合作便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我师从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伦辛克教授，主攻行为经济学。这是一门交叉性极强的新兴学科。我主要运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所倡导的“助推”理论，研究如何干预并促进居民的健康行为。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我在国内提出将“助推”与“助力”相结合的行为干预理论运用于公共健康政策，并在我国公共卫生领域重点期刊《中国健康教育》发表了相关学术观点。

2020年，我牵头成立了首个中荷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课题组，代表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广东医科大学相关团队展开了长达四年多的跨国科研合作。这条路并不轻松。跨学科研究意味着要与临床医学、传播学、公共卫生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话，彼此的学科理念与研究方法迥然不同，唯有反复沟通、相互理解、广泛阅读，方能逐步达成共识、形成方案。行为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大量的田野实验，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社区，其间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然而，跨学科合作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它让研究的视野愈发开阔，让我学会从更多维度审视同一个问题，从而收获意想不到的启发与思考。

这段合作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我作为副主编参与编著了医学传播学教材《医学传播学理论与实践》；我们在国内期刊上开辟了医学传播学学术专栏，连续筹办了全国健康促进与医学传播学大会；我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并入选教育部“春晖计划”作主旨报告与海报展示，得到权威评审专家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尝试——让世界前沿的理论，服务于我国基层医疗与居民健康水平的可持续提升。

学联的桥梁：在服务中践行留学报国

留学海外，我深知个人的成长不应止步于书斋。在学有余力之时，我加入了中国留荷学生学者联合会这个大家庭，并先后担任第十八、十九届全荷学联主席。

学联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服务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在这里，我和同仁们始终秉持服务初心与奉献精神，努力适应留学人员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举办了大大小小数十项品牌活动。我们以“华夏共新春、世界共团圆”为主题，连续举办全荷学生学者春节联欢会，邀请在荷华人华侨与国际友人共聚一堂，把它打造成一场中外文明深度交融的盛宴；我们组织留荷学子赴江苏、雄安等地开展归国践学与考察交流，推动中荷在科研、产业领域建立务实合作；我们筹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学术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培养国际视野、更好地报效祖国。

这些年，我有幸见证了许多难忘的时刻，这些经历让我愈发体会到，每一名学联干部肩上都担着沉甸甸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收获着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并赢得了越来越多外国友人的认可与尊重——他们走上全荷春晚的舞台，自发为中国抗击疫情募捐，在迎接我国国家领导人访荷的活动中为我们竖起大拇指。

我始终认为，海外中国学联要行稳致远，既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遵守驻在国法律法规，也要善用新媒体平台提升运营效能，更要加强彼此联动、协同共进。而学联最珍贵的价值，正在于“智联中外”，以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以产业合作推动校企对接，让留学人员在服务国家与世界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从个人到平台：构建联通中外的青年引擎

随着对国际交流合作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愈发意识到，零散的个人努力固然可贵，但要让中外青年人才的力量真正汇聚、让科技与产业的合作走向机制化，必须搭建起更高层级的平台。

2025年6月30日，正值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我与欧洲科学院院士阿诺德·塔克教授等人牵头发起成立了中欧绿色科技产业联盟。这是一个以人才为核心要素、以科技为连接纽带、以文化与教育为桥梁、以经贸合作为动力的国际组织与绿色发展平台。联盟由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安东尼·比斯利担任会长，多位外籍院士与国际学术领军者共同参与，并以覆盖30余国的海外中国学联为秘书处主体，从成立之初便具备了深厚的国际化运营基础。

短短一年间，联盟注册成员近5000人、项目300余项，覆盖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大健康等绿色科技关键领域。我们努力破解跨国人才交流障碍，让青年的科研成果与创业项目实现实质落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我们更把文化作为绿色合作的软力量，让绿色发展理念在跨文化群体中凝聚共识。这一切，都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才链一旦深度嵌入创新链与产业链，便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2026年，在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全球学生发展工作委员会。如果说中欧绿色科技产业联盟搭建的是中欧绿色合作的桥梁，那么工作委员会则更聚焦于全球青年学子，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与地缘限制，链接顶尖科学家与产业导师，为全球本硕博学生提供从“校园理论”到“科研实战”的成长阶梯，构建一个跨越国界、学科与文化的全球青年科技人才发展共同体。从服务留荷学子，到服务全球青年；从一国一域，到放眼世界，这是我的国际交流合作之路自然而然的延伸。

归国新篇：留学报国，行而不辍

十年荷兰路，从一名懵懂的本科生，到肩负责任的青年学者，我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远不止一纸文凭。我深切体会到，留学人员既是我国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联通中外的重要桥梁。我们这一代留学青年，理应自觉肩负起文明传承者与时代建设者的双重使命，把个人的职业发展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

也正因如此，当博士学业画上句号，我没有丝毫犹豫地选择回到祖国。2026年6月，我正式完成学业、回国工作。归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未来，我希望继续做好“智联中外”这篇大文章：把行为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运用到我国基层医疗与健康管理之中，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把这些年搭建起来的中外青年人才网络与平台经营好，为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为外籍人才来华、为中外科技经贸合作落地牵线搭桥；把跨文化交流中沉淀下来的理解与智慧，转化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互鉴的持续行动。

回望来路，我无比感念这十年间给予我帮助的每一位师长、同仁与朋友。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站在归国新起点上，我愈发坚信，新时代的留学人员，不仅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纽带，更是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生力量。山海不辞其远，唯赤子之心不改。这条国际交流合作之路，我将坚定地走下去，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文 陈榆）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11期）

作者：陈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