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纱线尽头

作者：殷英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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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6年11月8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第1086期，经作者授权转发。

文中配图由AI生成。

大伯和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已经在地下相聚了。大伯是国棉二厂的工人，奶奶是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两个和纱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手里的纱线也到了尽头。

今年清明，爸爸带着我去公墓祭扫。我凭印象寻找奶奶的墓碑，一行行走过去，看到她的名字刻在一排墓碑之间。这块碑在山背的高处，前方是开阔的山地，树木葱翠，绿意流淌。奶奶是位爽朗、干练的小个子女人，她一定喜欢眼前的这片风景。

去年去世的大伯葬在与奶奶相邻的园区，更低一些的地势，像奶奶一低头就能看到她疼爱的大儿子。两块园区间由绿化带隔开，窄窄的小路串联起来，住在这里的人儿似乎可以坐在山头远眺，吹吹夜晚的风；又似乎慢慢走几步就可以闲话家长……原先，国棉一厂在城北，国棉二厂在城东，隔着大半个城，如今大伯和他的母亲是可以常常见面了，真好。

爸爸不说话，只是静静看我祭拜着。他在想什么呢？母亲走了，大哥也走了，挡在时间前头的亲人都走了，如今他直面路的尽头，会害怕吗？爸爸的手里没有纱线，他的线都藏在心里吧。

返程的路上，我们聊起往事。奶奶年轻时进的兴中纱厂，那是九江最早的机器纺织厂，后来改叫国棉一厂。那时候纺织是九江的支柱产业，“九字号”的厂子遍布全城，能进厂当工人是顶体面的事。她当了三十多年纺织工，年年评先进，是同事眼里的铁娘子。她的指节因常年接头而变形，粗糙得像老树皮。可就是这双手，能在轰鸣的机器间飞快地穿引纱线。靠着这双手，她撑起了整个家。

有一年冬天上夜班，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她困得眼皮打架，长发卷进转动的纱锭，机器卡住把她整个人往里拽，旁边的女工扑向电闸，等机器停下，她的腰已经拉伤，青紫了一大片。伤还没好利索，她就又回到了车间。那时爷爷已经病逝，留下四个孩子，大伯才十二岁，最小的四伯还不会走路。厂里有人劝她再找个依靠，她不肯，说怕孩子受委屈。她就那么一个人，白天在车间挡车，晚上在灯下给孩子们缝补衣裳，把四个孩子一个一个拉扯大。

大伯中学毕业，进了国棉二厂。他踏实、本分，在车间里也是一把好手，老师傅们没有不夸的。奶奶就这么看着，看着儿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像看着纱锭上的线，一圈一圈，终于织成了布。

奶奶退休后，一直住在大伯家。大伯家在国棉二厂宿舍区，分了一个单间和一个两居的套房，单间做了客厅和大伯大妈的卧室，两间相通的套房，里间给了奶奶住。这是很古老的厂区宿舍，墙壁是红砖砌成的，阳台扶手斑驳掉了漆，屋顶带着锯齿状的装饰。大伯家里十分清爽，家具不多，都古朴而有序地摆放着。墙壁上半截刷着绿漆，印着暗黄色的铜钿图案——一圈一圈，像平铺的古钱。一切都带着纺织工人特有的秩序感。

我小时候最盼的就是放暑假，自己坐很长很长时间的公交到二厂宿舍站下车。那时候大厂福利好，看病、分房、孩子上学都在厂里，工人们一辈子生老病死都有依靠。还没靠近厂区，就能听见那种低沉而持续的轰鸣，在上空笼罩着。我在大伯家一住就是半个月。我在外间，和大伯家的姐姐挤着睡。床边是一扇朝阳的大木窗，楼下的树长得比这两层的楼房还高，树荫映进了屋子。知了就在树叶间清晰地叫着，窗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是奶奶养的。床上的被子折得整整齐齐，像豆腐块。我常常靠在被子上，闻着阳光和肥皂的香味，听着知了的叫声，沉沉地睡去了。

除了睡大觉，我最爱做的事就是等大伯下班回家。大伯最疼爱我，知道我爱看书，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本新书，从厂区图书馆借的。厂区图书馆是一栋小楼，木楼梯踩上去咚咚响。大伯有借书证，每次去，他都会多借一本《儿童文学》给我。我坐在阳台的竹椅上，在树荫里贪婪地读。阳光透过梧桐叶，在书页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文字里的人物仿佛也活了过来，在红墙上、在墙壁间的铜钿图案间走动。大伯不爱说话，但每次回家看见我在看书，他都会笑着点点头，又递过来一本新的，我欣喜地接过来，像是完成某种神圣仪式的交接。

我们在大伯家的生活很惬意。奶奶白天和熟识的老人打麻将，傍晚等大妈下班后，会带着我和姐姐去职工澡堂洗澡。那时家里没有独立浴室，拿澡盆洗澡可麻烦了。可是住大伯家能去水很热的大澡堂洗澡，这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大抵只有大厂才有这么好的待遇。

澡堂有着白瓷砖的墙壁。隔间有一排排储物柜，洗澡的地方分成好几个长长的区域，莲蓬头一个挨着一个，喷出温热的水，蒸汽氤氲中，女人们大声说着话，笑声在空旷的浴室里碰撞出回音。大妈提前占好两个挨在一起的莲蓬头，开关上挂着她的毛巾帕子。我和姐姐共着一个，我站在热水里冲着，眼前是白花花的人影。我不觉得吵闹，也不觉得难为情，反而感觉很安心——有热水，有喧哗，有肥皂的清香，有大人们裸露却毫无防备的脊背。洗完后清清爽爽，湿头发被风吹动着，奶奶走在我和姐姐中间，一只手牵一个，走在厂区的林荫路上，走进月光里。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花一个下午看窗台上的仙人掌如何又鼓出一片新肉，花一个晚上读一本借来的书，花整个暑假在厂区的林荫道上无所事事地游荡。但时间又仿佛长了脚，寒来暑往，转眼到了年边。

大年三十，我们都去大伯家过年。奶奶身体很好，年纪大了也会亲自下厨。奶奶早早就把菜备好，只等我们到了下锅热一热。她穿着自己织的深红色毛衣开衫，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吃罢午饭，她拉着儿媳妇们打麻将，摸牌的动作很快，手指一捻就翻过来，像在车间里接头一样利落。到了傍晚，大伯从厂里加班回来，手里拎着一瓶白酒。团圆宴摆上来，大伯给自己斟满一杯，一口一口地抿。奶奶嗔怪地说：“别只顾着喝，多吃菜。”大伯就笑着点头，筷子却不动，酒先下去半杯。散了场，奶奶总要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哪怕看不见身影了，她还会喊一声：“常来呀。”我们在楼下喊：“知道了。”外面的鞭炮响起来，这年就圆满了。

这一年一年，风流云转，沧海桑田。

后来厂里不太景气，下岗、破产重组，宿舍区拆了，红砖楼房一栋栋被推平，铜钿图案的墙壁碎在瓦砾里，再也拼不回去。大厂有自己的图书馆、澡堂、食堂、医院，工人们一辈子生老病死都在厂里——那段曾经的辉煌落幕后，一代纺织工人就这样散了。

奶奶最后的日子，躺在阳光能照到的床上。她一辈子都爱生机勃勃的事物，哪怕到了这时候，也努力地笑着面对。大伯守在她身边，细心地照顾着。他一块块给奶奶喂水果，又轻声地说着什么；过一会儿来喂药，奶奶平日里嫌药苦就任性地不喝，可大伯喂的，她总是很乖地喝掉。这个场景我看了很久很久，直到刻在了脑海中。那种静谧的平常又难得的幸福，就这样存在过又逝去了。

奶奶走后没几年，大伯也走了。

清明祭扫的时候，我又站在两座碑中间，听见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风的轰鸣，那声音和记忆里纺织机的轰鸣重叠在一起，嗡嗡地响着，仿佛从来没有停过。但当你开始回忆时，那段时光和那个旧的时代，已经走远。

【作者简介】

殷英，女，1978年生，江西九江人，九江市双峰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