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近代嘉陵江流域盐业经济与社会——以南阆盐场为例||杨田华 古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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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近代嘉陵江流域盐业经济与社会

——以南阆盐场为例

杨田华 古智宇

嘉陵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一江三支连通四川、陕西、甘肃、重庆4省市。近20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流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对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经济商贸、沿江城镇、码头会馆等的专题研究日渐丰富。鉴于历史上盐业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影响，区域盐业史一直是重要的研究领域。相对于自贡盐业的巨大影响，嘉陵江流域即川北地区的盐业还较少人关注。近代四川制盐业分布在川北、川南和川东三大区域，其中川北盐区地域范围最为辽阔，共有盐场12个，除简阳、乐至两盐场外，其余射蓬、南阆、三台、蓬中、蓬遂、绵阳、射洪、南盐、西盐、中江10个盐场皆位于嘉陵江流域范围内，盐业销售范围辐射流域内川、陕、甘3省。川北盐业在生产方面保留了更多手工制盐因素，是中国传统制盐业的典型代表。南阆盐场为民国时期川北第一大盐场，本文以南阆盐场为例，对近代嘉陵江流域的盐业经济状况以及盐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探讨。

一、南阆盐场历史概况

南阆盐场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地处嘉陵江中游，1915年由南部和阆中两县的井灶合组而成。盐井分布于南部县境内中部、东北部、西南部大片区域以及阆中县南面小块区域。南阆两县有悠久的产盐历史，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南充国县，和帝时置。有盐井。”又据《益州记》记载：“南充县西南六十里有昆井（盐井）。”充国县和南充县治所大概在今阆中市、南部县境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阆州、南部、新政有盐。”至宋朝，阆州、南部县卓筒井应时而兴，所产盐质优价廉。明代两地井少产微。清代乾隆年间，南部盐井逐渐恢复。嘉庆年间严如熤在其上书《三省边防备览》中论及川盐时，川北南部县名列其中，当时称“复兴厂”。近代两次川盐济楚极大推动了南阆盐业生产及运销的发展。据《四川盐政史》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南阆盐场有盐井18742眼、灶3201户，盐业生产、运输等直接间接从业人员共计三万余人，年产花盐33万余担，次于富荣东、西场（即自贡盐场）及犍为场，产量居川盐第四位，为川北首场。1949年后，南阆盐场经集体合作社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食盐生产收归国有。由于南阆盐业皆为旧式井灶，燃料昂贵、运输艰难，阆中、南部盐业相继于1962、1963年停办。

二、南阆盐场的盐业经济情况分析

（一）盐业对于当地民生的重要意义

受自然资源及环境限制，近代南阆盐业一直采用传统的卓筒井制盐技术，与川南自贡相比，盐业发展水平偏低，总体特征为产量低、能耗高、利润薄、成本高。民国南阆盐场档案中记载，各级盐务官员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谈及，按照经济法则，川北盐场早在淘汰之列，试列举如下：

川北交通不便，井灶散漫，卤量少而咸量微，盐产零星，成本较重。优胜劣败，自在天演淘汰之中。

四川盐务之特殊情形，即为本重运艰，而川北盐区尤为特甚……在此抗战期间，川北井灶为应战时需要，于困难环境中担负增产工作，著有相当成效。惟本重盐区之井灶，按照经济原理，不易维持永久。

盐之生存，以合乎经济为原则，川北盐场井灶散漫、卤淡量微、制法陈旧、成本高昂，不合经济条件，依照战后盐务政策，本不容许存在。不过政府体念川北盐场在抗战八年当中，努力增产、维持军需民食，对抗战贡献有功，故曾明令宣示，继续维护其生存。

但是，以南阆盐场为代表的川北盐场能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全。那么，这类传统制盐手工业，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价值与意义何在？民国时期盐务官员曾提到：

川北各场所有井灶，星罗棋布，无异若干个贫民工厂，原为农村中心副业。综计直接经营是项业务以及间接之劳工苦力，藉谋生活于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民食金融，咸资利赖。故自来川北盐业，不重在国家税收，而重在人民生计。

那就是“不重在国家税收，而重在人民生计”，在于为农村数百万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维持基本生活之所需。这对于理解如南阆盐场一样的川北盐场为何能够长期存续至关重要。民国时期国家变革盐政或提高盐税率、危及川北盐场的生存时，川北盐业人士往往以“数百万失业劳工群众”为说辞请求保全川北盐场：

川北地瘠民贫，农产不足自给，赖每年产盐二百数十万担价值数千亿万之收入，并由产制以至销岸，就地换取食粮柴薪，雇佣人工以调剂农村经济。以川北盐业直接间接养活川北数百万之过剩人口，中央亦获数千亿万之税收，以裕国库，断无消灭之理。且抗战期中奉令增产，当时各场灶商，投资开凿井眼，忍痛输将，以接济前后方军民食粮，艰苦支持，时逾八载，对国家之功效，为数不可胜计。兼历年政府指导改良制盐技术，开凿深井，各种巨额贷款，负债未清，如任其消灭，则川北年少若干亿万之收入，连同全部井灶财产，上述损失又从何补偿，更何以安插数百万失业劳工群众？

赖盐业为生的庞大人群令官方不得不三思而行，因而民国政府对于川北盐业的保护措施一直得以实施。诚如民国时期盐史论者吴炜所说：“（川北盐场）商灶情状极苦，故兴亦无大利，废则有损贫民之生计，历来之特别维护盖为此耳。”

（二）作为农村副业的盐业

在广阔的川北盐场地区，盐业是农村的传统副业之一，是农业经济必要的辅助和补充。据民国时期对南阆盐场灶户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经营盐灶者，大多以农为主，以盐为副，利用农暇，从事煎制，属于家庭手工业之形式，灶主即系盐工，克勤克俭，自营自作，其间接费用之成本甚低。”

南阆盐场共有28个产盐乡镇，盐场工人包括凿井、汲卤、煎盐、运输等共计约3万人。1943年产盐乡镇总人口244352人，若男性以一半人口计算，大约有12万人。以此计算，涉及盐业生计的人口占男性比重25%，壮年男性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事着与盐业相关的工作。另外，不同乡镇的盐产量、盐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都有所不同，各产盐地名称及等级如下：

从甲等至丁等，盐产量逐级下降，盐业从业人员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也逐级下降。只有在碑院、三合、盘龙等少数乡镇中，有部分区域因盐井特别集中，农村人口绝大部分从事盐业生产和运销。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从业者是农、盐兼营，盐业从业者占人口比重大致在20%~50%。大批农村人口忙时务农，闲时从事盐业生产。《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中对抗日战争期间川北盐业生产者兼营农业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

中国主要井盐产区四川、云南均在国统区管辖范围之内，井盐区盐户的状况具有代表性。以川北为例，那里有盐户9，510家，制盐用的井105，460眼，灶8125个，锅46，901口。每户有竹筒小井数口至数十口不等，每井日产卤一般二三担，少者仅一桶或半桶，个别卤丰者亦不过数十担。各灶大锅一口或二口，小锅（即温水锅）三口五口或七口不等。各盐户使用的井“因崩漏修淘”、灶因“晒灰不及与燃料缺乏”而停制者为数不少。上已言及，1942年整个国统区（主要是四川、云南）有井114，002眼，其中停制者29，621眼，占26%，灶16，560个，其中停制者2，073个，占13%，锅70，370口，其中停制者14，014口，占20%。一些盐户因制盐少不能维持生活，而不得不兼营农业或其他副业。他们显然是典型的盐业小生产者……大多数灶户均属农民，制盐乃其副业。

类似川北盐场农盐兼营的经济形态，在民国时期其他省份的盐场中也有存在，如浙江盐区：

盐户为了维持生活，均兼营农工商业，且兼业收入往往超过盐业收入，在盐户家庭经济收入中占重要地位。据统计，浙江盐区的盐户兼营的农工业等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最高占100%，最低占29.1%，绝大部分（87.5%以上）占52%以上。盐民生产艰难，因此盐民兼操农作，借资弥补。平均每户耕田5亩，每亩可收获6担，目下市价每担80元，可值2400元，再加晒盐收入，勉可维持生活。（黄岩场）晒户多业农务，晒盐系其副业，是以全年开支均赖农业。

民国时期中国共有十大盐区，辖有135个盐场。各个盐场的生产规模、产量以及技术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无论在沿海还是内地，盐业中的小生产仍然大量存在着”。因而，南阆盐场中作为农村副业的盐业生产，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盐场有着广泛代表性。

（三）农业与盐业的关系

南阆盐场区域农业与副业共同支撑起地方经济这一情况，与民国时期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费孝通对1930年代江苏太湖边开弦弓村的考察，以及黄宗智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33个自然村的调查，都揭示出手工业生产是家庭式农作经济的重要支柱。南阆盐场地处川北地区，丘陵遍布，耕地面积狭窄，农业生计更为窘迫。以每户平均占有耕地作比较，民国时期江苏开弦弓村约为10.06亩，河北省丰润县米厂村约为13亩，南部县仅为6.2亩。南部县自清代以来粮食不能自给，“正常年景缺粮20%，若遇荒旱，缺粮则达30%—50%”。通过以盐为中心的商贸往来，南部县人得以维持生计。民间族谱资料中也有乡人因农产不足而举家迁往产盐区域定居的记载。据清道光年间南部县黄连垭的《姚氏族谱》记载，姚氏族人为南部县土著居民，明代以前居住于县境东北安仁乡，因当地“山高路险、交通艰难、土地瘠薄”，不便生存和发展，遂于清初至清中叶陆续迁往黄连垭、水观音、寒坡乡、大王庙等地，这些地区皆为南部县盐业发展较为兴盛的地区。可以推测，姚氏先祖举家迁移的原因应该是在人口和生存的压力之下向盐业生计的转移。

由于盐业对农户家庭经济的支撑作用，民国时期南阆盐场灶户的家庭经济情况较南部、阆中两县普通农户要宽裕一些。下文列举1946年南阆盐场兴隆场灶户盐业生产规模及土地占有情况加以说明。

兴隆场的盐产量在南阆盐场中居于中等水平。灶户共计92户，其中每月盐产量最低者为150斤，仅有一户，该户拥有10亩土地；盐产量最高者为4400斤，该户拥有当地最多田亩数60亩。以田亩数来看，当地半数灶户拥有土地量为5~10亩，约三分之一灶户拥有土地11~15亩，拥有31亩以上土地者仅有3户。以盐产量来看，月产量在800斤以下的小灶户共计47户，占比达51%；月产量在2000斤以上的灶户仅有5户。总体来看，当地灶户每户拥有土地量高于当时南部县农户平均水平，盐产量越高的灶户拥有土地数量越多，反之则越少。盐业与农业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由此可见。

三、盐业对于川北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南阆盐业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于川北区域经济发展及社会变迁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历史上南部县经济、商贸及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盐业。

南部县地瘠民贫，农产不足自给，全赖盐业调剂农村经济。盐业带动了南部县相关行业与物资商贸发展，不仅南部盐商遍及销区各地，许多外地商帮也来南部县经营，如清末民国时期南部县三大盐帮中的盐西帮和盐广帮，分别为陕西和广元商人经营。沿江码头、集市与城镇日渐繁荣，遂成为嘉陵江中上游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另有广元、南充）。清代南部县食盐官定销区为甘肃碧口、陕西汉中及四川蓬安、营山、南部、盐亭、仪陇、阆中、苍溪、旺苍、通江、南江、巴中、昭化、广元、剑阁、青川17县。绝大部分由嘉陵江水运销往各地，换回粮油、柴炭、药材、百货等本地所需物资，具体线路为：“一是东河（嘉陵江支流）船装，往返旺苍和南部县，上运盐，下运柴、炭、粮油；二是嘉陵江大河船，往来于南部、广元及略阳和白河的碧口各码头集镇间，上运盐，下运粮、柴、炭、土特产、中药材等，以及下运新政、周口等码头的盐、棉、炭，上运粮油、土特产、铁锅、日杂等百货；三是往来于嘉陵江下游的蓬安、南充，下运盐，上运粮、日杂百货。”陆路运输则由人力肩挑或牛马驮运至仪陇、通江、南江、巴中、剑阁、青川等县销售，换回南江、巴中的粮油以及牛、马、盐锅、桐油、棕等盐业所需物资。因盐业产销的辐射与带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南部县与上下游各城镇之间形成以盐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区域经济与社会繁荣发展仰赖盐业经济的推动。

（二）盐改变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攻占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此地区的食盐历来仰赖南部县供应，民间有“南部不开井，淡死巴中人”之说。为解决根据地军民食盐问题，红军于1933年8月中旬发动仪陇南战役，攻占南部县嘉陵江以东的食盐产区，并迅速将食盐大规模运往根据地，基本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盐荒问题。在随后的两年中，红军与当地军阀在南部县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直至1935年4月离开根据地长征。由于红军对盐业及盐工的倚重，往日地位低下的盐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大批盐工参加红军，一些优秀者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盐工作为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参与了历史的书写，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场以盐为中心的资源争夺战，客观上对当地及周围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引发一系列社会变迁。

（三）川北盐业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1946年，由地方盐业人士发起，以抗战期间东北大学留川师资及设备为基础，在三台县成立川北农工学院，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川北各盐场的捐助。1949年改名为川北大学，仍由盐业资助，川北各盐场曾建议增设化学馆，专供改进川北盐业之用。1952年经合并改名为四川师范学院，是现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与西华师范大学的前身。至于盐业对南部县道路交通、城乡景观、民俗文化、方言俗语等方面的影响更加不胜枚举。盐业是川北历史中虽已消逝却永不能磨灭的一道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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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作者 ：杨田华（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古智宇（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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