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亿,到13亿,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变化。
总人口减少,这件事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每年开学季都有一批学校从名单上消失。教育部门的表述都很统一:生源减少,优化布局。
生源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六年前的产房空了。而产房为什么空,是因为二十年前的育龄人口出现了问题。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因果链,从人口数据的一端拉到另一端,中间隔了二十年。而这条链子的长度,决定了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要等二十年才能看到全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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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年我国人口会跌破14亿吗?
2025年末,全国人口是140489万,比上年末减少了339万人。
此时距离14亿这条整数线,剩下的缓冲是489万。这个数字并不大,2025年一年就减少了339万,按照这个速度,一年半就会掉到14亿之下。
那么今年是什么情况?
上半年的数据是,全国新生儿约380万,同比下降8%;死亡人口约580万。国家人口和发展研究院中心等机构测算,全年出生人口大概在720万到750万之间,死亡人口则是1150万到1200万,这意味着今年净减少人口在400万到480万之间。
如果按这个区间算,那么到今年末,我国人口会卡在14亿到14.01亿之间。
所以严格意义上,今年跌破14亿更准确的表述是:今年会刚好贴到14亿这条线上,真正跨过去大概率是在2027年,换句话说,今年是我国最后一个完整站在14亿以上的年份。
过去我们讨论人口问题,大多数人都会盯着生育率。但今年真正的变量其实在另一端。
去年我国出生人口792万,比2024年的954万减少162万,跌幅17%,创1949年以来最低。而2016年这个数字还是1786万,十年时间少了一半多。
其中死亡1131万人,死亡率8.04‰。
这意味着出生人口在缓慢下坡,但死亡人口在加速上坡。当这两条线交叉之后,负增长的斜率就由死亡端决定了。
那么我国死亡人口为什么会加速呢?
复旦大学张震教授团队给过一个解释,因为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
第一个因素是列队效应。建国后有两轮婴儿潮,第二轮更大,1963年生了2954万人,之后到1972年,每年都在2500万以上。这批人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多,最小的也过了60.
当年扎堆出生的人,如今扎堆老去,未来也会扎堆离开。
第二个因素则是存活率提高。建国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到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79.25岁,医疗不会消灭死亡,但人寿命的提高,的确在今天被集中释放了。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低生育率放大了结构性压力。同样一年死亡一千万人,放在一个年轻人占多数的社会里不那么显眼,但放在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里,冲击感则完全不同。
按照复旦大学张震教授的测算,死亡这条线要到2061年才会见顶,而那一年离世的人数可能接近1900万。
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61年,整整35年的时间里,我国离世人数都会是一条持续上升的曲线,不会回头。
现在每年净减少400万左右的人口,还只是开始。因为出生人口这一端,显然也没有到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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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下降,经常被简化成“年轻人不愿生”,但这个解释只对了一半。
真正的基础变量是什么?其实是育龄女性的数量。
20到34岁女性,一般被视为生育主力军,2016年这个群体还有1.6亿人,到2025年已经降至1.3亿人,到2035年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至1.1亿人,平均每年都会减少200万育龄女性。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使有很多人仍然愿意生育,愿意结婚,但由于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数量的减少,这也注定了未来一个相当程度的“单身社会”必然会到来。
这个收缩是二十年前就定好的,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
而叠加在育龄女性数量上面的则是今天已经很低的生育率。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不到更替水平2.1的一半。
上海大学人口学研究所教授陈蓉的说法比较准确:要想理解今天的新生儿数量下降,要看到背后不只是生育率的问题,还包括育龄妇女数量本身的减少;在此基础上,晚结婚、不结婚、晚生育、不多育乃至不生育等行为选择都会进一步叠加。
除此之外,育儿成本这一端也劝退了不少年轻人。根据育娲人口的数据,0到17岁孩子的全国平均养育成本53.8万元,城镇家庭71.3万元,上海更是超过101万元。
有超过七成育龄女性把“没人带孩子”列为不愿生育的首要原因。
生娃这件事,放在今天的经济大环境里,还多了一些不同的意味。过去经济上行期,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更高,都相信收入会更好,所以愿意投资车子、房子、婚姻乃至生娃,但今天随着AI冲击就业市场,当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愈发不确定性的时候,生娃买房这种大额投资的下降,也几乎是必然。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口跌破14亿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数字本身当然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建立在这个数字上的一整套假设。
过去二十年,“14亿人的大市场”是我国商业叙事的第一句话。写商业计划书,市场规模=人口×渗透率×客单价,第一个乘数就是14亿。外资进入我国做测算,第一步也是这个数。
当人口这个参数开始缩小的时候,所有以它为起点的推算都需要重做。
更实质的影响还体现在规模经济上。我国过去四十年的很多优势,本质上都是人口优势:高铁能建成全球最密的网络,因为人口基数足够大;快递能够压到几块钱一单,也是因为规模效应;移动支付能普及到菜市场,也是因为用户足够多;电网能够覆盖到偏远的村,还是因为人口众多。
单位成本=总成本除以人口基数,当分母开始收缩的时候,单位成本就会上升。
而过去那些已经建成的各种基础设施,未来的维修成本,都会考虑到人口基数。
这个过程虽然很慢,但方向是确定的。当一个县的常住人口从50万降到30万,它的公交、供水、供热、污水处理系统还是那套系统,维护成本也一分不少,但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贵了四成。
这不是简单的财政问题,而是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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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口规模大体量大,过去一直都是一个口径上的宣传优势,14亿人口,做什么都可以很快建立先发优势。
但随着人口的减少,过去积累的很多优势,可能都会开始消散。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产业集群的密度。一个镇做打火机,一个县做领带,一个市做小家电,这种分工的极致细化,前提是有足够多的订单把每个环节喂饱。
当总需求随着人口下降而收缩的时候,这些集群会先经历“订单不够分”,然后“环节外迁”,最后就是“集群解体”。
这个过程不会一夜发生,但它的确在发生。
今年长剧开机率已经跌到去年同期的30%,横店摄影棚空置率80%,这些都是内容行业的分母效应;制造业的版本会更慢,但逻辑上是一样的。
联合国2024年的《世界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50年我国总人口约12.6亿,较2021年峰值减少约1.45亿;到本世纪末可能降至约5.2亿。
人口很多人都觉得是“危机”,某种意义上它也的确是。但换个角度来看,人口下降也是经济体成熟的自然结果,隔壁的日韩,都在这条路上,区别只是速度和应对。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经济体目前来看,当然还远远没有日韩那么“成熟”,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差距仍然较大。
所以未来十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机遇和时间窗口,这个窗口如果把握不住,十年之后的人口恶化,以及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还要悲观。
很多人会想当然觉得人工智能是解决办法,它可以替代劳动力、甚至可以给老人养老,但这个理想中的结果也许根本站不住脚,答案也很简单,对一个农村老人来说,一个月养老金一两百元,你让它用机器人来给自己养老,至少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它就站不住脚。
今天的生成式AI足够便宜,很多人甚至可以免费使用,是因为本质上它还是过去互联网那一套打法,尽管它背后的算力并不便宜。
而AI硬件,例如机器人养老这种东西,哪怕三十年后,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考虑到收入因素,这种服务,大概率也是享受不到的。
所以认清我们当下所处的处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人口曲线已经很陡峭,而我们的制度调整还在起步,而这个时间差,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事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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