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提垃圾分类了？真相反转，实际上中国垃圾已成“摇钱树”

曾经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为什么好像渐渐没人提了？那些让城市头疼多年的生活垃圾，又是怎样从沉重负担，变成被各地抢着要的“燃料”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得回到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焚烧厂建设潮。

2019年夏天，“你是什么垃圾”几乎成了全民焦虑。许多人以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手动分类持久战”就此打响。可几年过去，再看看楼下的垃圾桶，除了少数大城市核心区还保留着分类的仪式感，不少地方当初那股“强制分类”的劲头，似乎已经悄然淡去。

也是在2019年，BBC报道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之一：西安江村沟垃圾填埋场。按照报道的说法，这座填埋场比原计划提前了大约25年被填满。

那一年，全国约有400座垃圾焚烧和垃圾发电厂，城市生活垃圾中约有一半通过焚烧处理，剩下的仍主要依靠填埋。

六年之后，局面已经彻底改变。截至2024年底，全国垃圾发电厂达到1137座，80%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被送进焚烧炉。

全国日焚烧能力约120万吨，而每天收运的垃圾只有约70万吨。于是一部分产能只能闲置封存，一些县甚至开始挖掘旧填埋场里的陈年垃圾来烧。

按每天约70万吨计算，一年收运的生活垃圾大约在2.5亿吨上下，而焚烧炉的胃口远不止于此。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只用了短短几年。

中国究竟是如何在六年里新建约700座焚烧厂的？这背后既有技术原因，更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商业逻辑。

先看为什么要烧。首要目的是减容。垃圾焚烧后剩下的灰渣，只有原体积的25%到30%，能大量节省填埋空间。

对土地紧张的亚洲特大城市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首尔就是典型：由于填埋空间日益萎缩，从2026年初起，当地政府被禁止把未经焚烧的生活垃圾直接填埋。

焚烧还有助于让填埋场保持稳定和相对清洁。它能消除让填埋场周边难以久留的恶臭，也能烧掉有机垃圾，避免其在地下产生可能爆炸的填埋气，或引发地面移动酿成灾难。

最惨痛的例子是2015年12月的深圳事故，堆积的建筑垃圾如雪崩般滑落，造成至少73人死亡。

焚烧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环境效益。垃圾在填埋场里腐烂，会持续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焚烧虽然同样排放温室气体，却能避免其中一部分排放。更重要的是，垃圾燃烧产生的热量可以被利用起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发电，这就是如今遍布各地的垃圾发电厂。

垃圾发电的原理和其他火电站相同：烧垃圾产生蒸汽，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最常见的炉型是机械炉排炉。

垃圾被送上一条向下倾斜、不断移动的炉排，有点像自动扶梯，在缓慢输送和翻动中依次完成干燥、燃烧等环节。第一步是干燥，上方热风与炉排下透上来的火焰共同烘干垃圾。

去除水分之所以关键，是因为水分会严重削弱燃烧放热，而这恰恰是中国垃圾的难题。2010年前后，国内引进过一批昂贵的欧洲焚烧炉，本指望它们像在欧洲那样稳定运转，结果却遭遇严重的水土不服。

中国生活垃圾里厨余多，含水率常常超过50%，就像试图用打火机点燃一块湿抹布。

炉膛温度上不去，垃圾只能低温“焖烧”，后果相当严重。焖烧容易生成二噁英，这种被称为毒性相当于砒霜900倍的一级致癌物，成了当年许多城市居民最担心的隐患。

也有观点认为，2019年在全社会推行源头分类、把湿垃圾单独分出来，某种程度上就是用大量人力去弥补焚烧工艺的短板。

在正常运行的炉排炉里，干燥之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破碎环节，不必预先破碎正是炉排炉的优势之一。垃圾随后进入燃烧室，在850至1100摄氏度下停留至少两秒；如果含有含氯塑料等潜在危险物，还会采用更高温度。

剩余灰渣从炉排末端的溜槽落下，等待后续处理。燃烧释放的能量随烟气离开炉膛，在锅炉中把水烧成蒸汽，蒸汽推动汽轮机后再冷凝回液态，循环使用；烟气则进入后续的净化处理系统。

随着国产技术成熟，国内焚烧项目据称能够做到执行欧盟排放标准，同时工期缩短一半、成本降低约40%，而且更能适应高含水的本土垃圾，也就是所谓的“不挑食”。

不过，技术只是前提，真正让焚烧厂遍地开花的，是可以算得过账的生意。2012年确立的电价政策，让垃圾发电第一次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企业建厂、烧垃圾、卖电，加上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项目回报变得可以预期，民营资本由此大量涌入这一行业。

另一道难关是公众接受度。焚烧厂向来是极不受欢迎的设施，很少有人愿意它建在自家附近。

2014年以后，各地在与周边社区沟通方面逐渐积累了经验，通过信息公开和沟通化解疑虑。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但项目总算能够推进下去了。

有了电价带来的商业模式，又有了社区沟通的经验，建设热潮随之而来。中央政府设定了到2020年日焚烧能力约59.1万吨的目标，并且倒排工期：2017年12月要求各省在2018年前完成选址。

建一座电厂大约需要15到24个月，这样恰好能在2020年前建成，各地由此形成了一批可以冲刺的具体项目。

这种节奏变化在数据上非常明显。2013至2017年，全国平均每年只新增41座垃圾发电厂，到2017年底总共360座；可到2019年年中，官方媒体报道全国在建项目至少已有400个。

也就是说，就在“你是什么垃圾”刷屏的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焚烧厂建设潮已经悄然开启。

2020年，全国投运的垃圾发电厂达到462座，焚烧能力达到每天58万吨，基本完成目标。但各地进展并不均衡：东部地区普遍达标，中西部则明显落后。于是中央把目标上调至每天80万吨，并把重点转向县域地区，让焚烧能力从大城市继续向下延伸。

补贴开始收紧。2021年1月以后开工的项目，不再享受每千瓦时0.65元的电价补贴；所有电厂的补贴在累计运行82500小时后终止，增值税退税也部分下调。

用意在于让垃圾发电厂不再依赖与风电、光伏相比并不经济的发电收入，转而依靠垃圾处理费等其他来源，并倒逼效率提升。所有项目要求在2023年前完工。

截至2024年底，全国垃圾发电厂达到1137座，媒体常说的“区域失衡”随之出现：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福建五省占了全国焚烧能力的60%。

E20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平均产能利用率约60%，有的超过80%，有的低至24%，约16%的项目利用率不足50%。

焚烧厂的固定成本很高，产能闲置就意味着实打实的亏损。炉子要转起来，就必须有足够的垃圾喂进去，这也是一些地方宁可挖开旧填埋场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不再只是需要花钱处理的麻烦，而成了维持电厂运转、撑起企业营收的原料，“摇钱树”的说法正由此而来。

当焚烧能力足以吞下几乎全部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在一些地方的紧迫感自然随之减弱，这或许正是分类话题热度退去的现实背景之一。

而2022年以后，行业增长明显放缓，企业必须寻找新业务填补补贴收入的缺口：向城市收取更高的处理费、让市民缴纳更贵的垃圾处理费、拓展农村市场、到印度尼西亚等地海外建厂，以及发展冶炼等新业务。

不少人把这看作一场彻底的胜利。英国《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中，一位行业代表说，垃圾不够烧其实是好事，说明环境在改善。

这话让人五味杂陈：垃圾不再四处堆积、填埋场不再提前爆满，当然值得肯定；可把它们几乎全部烧掉、送进空气，似乎也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可持续。

回头看，从2019年填埋场提前爆满、全民热议垃圾分类，到如今焚烧厂多到“垃圾不够烧”，中国只用了六年。电价政策搭起商业模式，社区沟通扫清建设阻力，倒排工期加速落地，补贴退坡又逼着行业寻找新出路。

在极短时间内调动民营产业建成这些极不受欢迎的设施，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而垃圾分类为何渐渐少被提起、垃圾又如何成了“摇钱树”，答案也都藏在这场焚烧热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