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夏，江西庐山，王靖国站在军官训练团的成绩榜前，名字排在最前面。蒋介石亲自把两万元奖金递给他，希望借此拉近关系。王靖国没有接，只是客气地表示谢意，随后返回山西。这件事传到阎锡山耳中，阎对这位五台同乡又多了几分信任。
王靖国1893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科。那时的晋军，既看重军校出身，也看重乡土关系。王靖国从基层军官做起，熟悉士兵，也懂得在复杂的军队关系中站稳脚跟。
有一次，大雨突袭，晋军各部仓促回营，王靖国带领的队伍却仍保持队形。泥水漫过脚面，士兵也没有四散奔逃。阎锡山恰好看到这一幕，对这个年轻军官留下印象。
这并不是王靖国获得重用的唯一原因。他与李服膺、傅作义、赵承绶等晋军将领关系密切，后来被列入所谓“十三太保”。在那个派系色彩浓厚的年代，同乡、同学和旧日交情，往往决定着一个军官能走多远。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晋绥军重新整编，王靖国出任第70师师长，驻防绥远包头。阎锡山推动绥西屯垦时，名义上担任督办，具体事务却交给王靖国办理。军队、屯垦和地方行政逐渐交织在一起，王靖国由此掌握了绥西相当一部分军政资源。
他把部队分成多个屯垦队，分布在包头河西、临河、五原一带，既驻军设防，也开荒生产。屯垦确实改变了部分地区的面貌，但军队直接插手经济，也带来新的矛盾。绥西垦业银号发行券币后，商民被要求使用，商界自然不愿接受。
抵制出现后，王靖国采取了软硬并用的办法。一方面派人劝说商会，另一方面以军队施压。券币因此流通起来，但这种做法更多依靠权力，而非稳定的经济基础。1934年，王靖国升任第十九军军长，“绥西王”的称呼也随之传开。
真正考验他的，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9月，忻口会战前夕，王靖国奉命驻守崞县，为忻口方向争取布防时间。日军进攻猛烈，守军伤亡很大，崞县失守。单看这一仗，尚可解释为兵力和装备差距造成的困境。
1938年2月的隰县战事，却暴露出更严重的问题。王靖国驻守石口镇时，判断日军会把大麦郊作为主攻方向，于是集中兵力加强该处，对川口镇防守不足。日军主力沿公路迂回，突然进攻川口镇，守军很快陷入被动，旅长赵锡章在突围中阵亡。
战斗最紧张时，王靖国没有留在前线统一指挥，部队因失去核心调度而逐渐混乱。关于他撤离的具体经过，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但晋军内部普遍认为，这场失利与指挥失当及临阵退避有关。张培梅因此震怒，认为军长失职必须严惩。
张培梅是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向来强调军法约束。他对阎锡山说：“王靖国若不处置，军纪如何维持？”阎锡山却没有立即答应。面对张培梅的追问，阎只回了一句：“杀他以后靠谁？”
这句话，点出了晋军内部最难解的矛盾。王靖国有明显过失，却又是阎锡山长期经营起来的嫡系将领。此前李服膺已经因作战失利被处决，若再处置王靖国，阎锡山手中能够直接依靠的旧部便会继续减少。军法和派系利益，在这里发生了正面冲突。
1938年2月25日，张培梅服毒身亡。此事没有改变王靖国的处境，他仍得到阎锡山的保护。对张培梅而言，无法执行军法是个人的挫败；对晋军而言，则说明军队制度一旦被私人关系牵制，战场上的胜负便不只取决于武器和兵力。
王靖国后来仍在晋绥军体系中任职。他早年凭军纪和能力起步，后来却被牢固的派系关系托住，也被这种关系限制。阎锡山需要的，是一个可用且听命的部将；王靖国所选择的，也始终是对阎锡山的效忠。隰县一战后，这种主从关系没有因军法而断裂，反而把晋军内部的旧秩序暴露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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