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6年11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天津市监委的一则通报，在央国企大宗贸易与供应链风控圈内引发的震动，远超一起普通的央企高管违纪案件。
通报对象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
通报中的一句表述引发了圈内广泛的热议：“滥用职权，主导违规并购、开展融资性贸易，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这句话之所以具有分水岭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一个此前从未在央企原一把手“双开”通报中出现的动作：将“融资性贸易”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以及“巨额国有资产损失”在刑事定性层面直接绑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融资性贸易在不少从业者认知中停留在“业务灰色操作”“违规经营”的层面，代价至多是内部处分、岗位调整、绩效追索。刘起涛的通报宣告，这条认知线被正式切断。
刘起涛是谁
公开资料显示，刘起涛生于1957年8月，辽宁义县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建造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职业生涯起步于水电系统，1983年进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深耕近三十年，历任水电十三局副局长、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党委书记等职。2010年调任中交集团，2016年10月至2020年8月出任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2020年8月离任退休。
中交集团是全球基建领域的头部央企。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交集团以950.96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较上年跃升15位，创历史最好成绩。刘起涛任期内统筹的，正是这样一家体量级别企业的经营、投资与贸易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通报所指向的违规并购与融资性贸易行为，发生于其任内；而完整定性在2026年11月落地，距其2020年8月退休已过去六年。这个时间差本身，就是终身追责逻辑的一次无声宣示。
融资性贸易如何从“违规”滑入“犯罪”
融资性贸易的核心特征并不复杂：以贸易为名，行借贷之实。交易往往缺乏真实的货物流转，国企利用自身低成本银行授信获取资金，以“预付款”“货款”等形式出借给上下游企业，换取固定收益或虚增营收规模。合同、发票、甚至物流单据可能都是齐备的，唯独贸易本身是空的。
在监管序列中，这一模式经历了清晰的收紧轨迹：2013年钢贸危机后首次系统性收紧，2023年10月国资委“贸易十不准”明确“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将其从“限制”推入“禁止”。
但“禁止”对应的是行政违规层面的追责。刑事层面的门槛，在于能否认定行为人“滥用职权”且“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这条刑事通道早已在个案中打通。武汉江岸区法院2026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国企总经理明知严禁融资性贸易，仍签订无商业实质的贸易合同，以“先款后货”模式操作，最终造成巨额损失，被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更重的判例同样存在：某空转贸易案造成2.7亿元国资无法收回，董事长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财务总监五年。
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司法态度是：“集体研究”不能成为免责挡箭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在《职务犯罪审判指导》中明确，即便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经集体研究决定，作为企业合规经营第一责任人的负责人，在决策中作用更重，仍应为其滥用职权造成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刘起涛通报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这一刑事逻辑从个案判决层面，抬升到了央企最高决策者的通报定性层面。原一把手的“双开”通报直接写入融资性贸易与滥用职权罪的绑定关系，等于向整个央国企系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融资性贸易一旦爆雷，追责的终点不再是“违规经营”，而是刑事起诉书。
来源：贸金观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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