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69年，东汉永平十二年，河南一带的黄河再次决口。洪水冲毁村落，河道改向，沿岸百姓被迫迁徙。汉明帝没有只等灾情过去，而是派遣王景、王吴前往主持修治。这个决定，改变了此后数百年黄河治理的格局。
黄河难治，关键不只在水量大，更在泥沙多。河水挟带泥沙进入下游，泥沙沉积，河床不断抬高，久而久之，河水高出地面，形成危险的“地上河”。平时看似安稳，一遇暴雨，洪水便可能冲破堤岸，直扑平原。
王景抵达河南后，没有急着堵住眼前的缺口。他先勘察地势，寻找旧河道和低洼处，再把疏通、筑堤、分流结合起来。史书记载，这次工程设置水门，修筑堤防，调整河流走向，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治水办法。
其中颇有巧思的，是对堤防结构的改进。王景没有简单地把堤坝越修越高，而是设置内外两道堤。洪水从上游水门进入两堤之间，泥沙逐渐沉积在堤内，水流再由下游水门回到主河道。
“不能只挡水，还要让泥沙有处可落。”这类思路，正是王景治水与以往单纯堵塞决口的区别。
这项工程规模很大，却不是一次性的抢险。它既稳定了河道，也减轻了泥沙直接淤积主槽的速度。此后相当长时间内，黄河下游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局面。后世对王景治河评价很高，并非只因为他堵住了一次决口，而是因为他开始把河道、堤防和水流变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
到了宋代，黄河水患与军事格局纠缠在一起。北宋时期，黄河决口频繁，朝廷既要保护农田和城镇，也把部分河道视为阻挡北方力量的屏障。水利工程一旦服务于军事需要，百姓承受的负担便会明显加重。治水本应减少灾害，却在某些时候变成了调动洪水、改变地形的手段，后患由此增加。
元朝至正四年，也就是1344年，黄河在山东白茅堤一带决口，洪水冲击运河交通，南方粮食北运受到影响。元廷任命贾鲁主持修河，这场工程不能只看作地方抢险，因为它关系到漕运、财政和京师粮食供应。
贾鲁采取分流与堵口并行的办法。一方面开挖新河，减轻原决口处的水势；另一方面修筑堤坝，改变水流冲击方向。相传堵口时，他还利用装满石块的大船沉入河中，构成临时水工结构，再配合堤岸逐步合龙。
这不是简单地拿石头去填洪水。只有先让水势缓下来，再寻找合适的受力位置，堵口才有可能成功。贾鲁治河耗费巨大，也征调了大量民力，但在当时的交通和粮运条件下，工程确实缓解了运河中断的危局。
明代中后期，潘季驯把黄河治理推进到新的阶段。他提出“束水冲沙”，核心不是无限加高堤坝，而是通过收紧河道，让水流保持一定速度，借助水势冲刷河床泥沙。
潘季驯治河，先处理旁决，使分散的洪水重新汇入正流，再根据不同作用修筑多种堤防。近堤用于约束主流，遥堤用于保护更大范围的村庄田地，格堤负责调整水势，月堤则承担加固和防护作用。堤坝不再是一条孤零零的土墙，而成为层次分明的防洪体系。
有意思的是，潘季驯并不认为堤修得越高越好。河道过分收窄，水势虽强，却可能把冲刷风险集中到某一处；堤防布局失当，也会把灾祸推给下游。因此，治水既要借水之力，也要给洪水留下必要的退让空间。
清代康熙年间，靳辅主持河务，陈潢参与筹划，对“束水冲沙”又作了调整。他们注意到，各地地势不同，不能用一套办法硬套。河南中部和东部地势平坦，决口后洪水容易漫向大片土地，因而需要近堤、遥堤共同防护；苏北靠近海口，河流入海条件较好，堤防安排便不能完全照搬河南。
陈潢还强调，治理下游只是应急，泥沙问题却来自更远的上游。若源头水土流失严重，中下游不断筑堤疏浚，往往只能反复补救。这种认识虽受当时条件限制，仍说明古代治水者已经意识到，黄河水患不是一道堤、一处口门能够彻底解决的孤立问题。
从大禹传说中的疏导，到东汉王景的分流筑堤，再到潘季驯、靳辅等人的系统治理，黄河治理始终在“疏”与“堵”之间寻找平衡。水势需要约束，泥沙需要疏导，堤防需要分级，民力更不能被无休止地消耗。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提出一个响亮办法，而是把地形、水情、粮运和百姓生计一并纳入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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