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与平凡的辩证法（文艺镌刻长征记忆）

刘小波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节点，多部长征题材小说新作问世，包括欧阳黔森《起来》、陶纯《幸存者》、安昌河《遥远的红啊》、彭学明《爹》(增订版)、王刚《凤凰图》、鲍尔吉·原野《雪山杜鹃》等。这些作品呈现出一种共通的审美趋向与叙事自觉：它们并未将“伟大”视为先于叙事存在的既定结论，而是将其作为需要依托具体生命经验逐步“生成”的动态过程进行书写。这一转变的本质，并非宏大叙事的消解，而是叙事伦理的内在调整，长征作为人类奇迹的宏大维度并未被回避，但其呈现方式进一步聚焦历史洪流中普通个体的觉醒、挣扎、奋斗与牺牲。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当普通人的故事被置于叙事核心，文学实现了何种表达增益，又可能存在何种局限。

呈现普通个体情感经验

经典的长征叙事美学范式，以魏巍《地球的红飘带》为代表。这部长篇小说自湘江战役起笔，贯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胜利会师等关键历史节点，以全景式结构覆盖中央红军长征历程，兼具宏大规模与磅礴气象。其叙事重心在于历史进程的总体走向与红军领袖的战略决策，读者在接触文本前已对长征历史形成认知，叙事的核心任务在于验证与再现这一伟大。更早阶段，陈其通《万水千山》以及王愿坚《七根火柴》《三人行》等作品，奠定了这一传统的情感表达框架，牺牲、忠诚、信念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意义闭环。这一叙事传统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但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在“伟大”的总体性宣告之下，如何呈现普通个体复杂的情感经验？

新近问世的这批作品，恰恰在这一维度上进行了突破。欧阳黔森《起来》选取小切口，展现黔东山区农家妇女冷小朵面对儿子当兵时的复杂心理。大儿子被抓壮丁当了白军，二儿子和三儿子则选择追随红军。小说着重叙述底层百姓在离散与聚合、被动与主动、国家大义与亲情伦理之间的摇摆。冷小朵从不让孩子们当兵，到“谁能为我们死，我们就能为谁而死”的思想觉醒，并非瞬时顿悟，而是形成于从“囿于灶台”到“走出家门”的漫长过程，其间交织着母性的现实考量、生存的恐惧与偶然的际遇。小说将“信仰”转化为动态的实践过程：信仰是在血泪淬炼中逐步生成的，而非被预先植入的价值观念。这种叙事方式将“伟大”复归至时间维度与身体经验——一位母亲的恐惧与勇气，首先是身体性的、具体的生命体验，而后才升华为政治层面的信念表达。

陶纯《幸存者》将这一叙事逻辑延伸至更为极端的情境中。小说中，7岁的彭天佑因缘际会成为小红军，在历次遭遇战中，唐本奇、毛小虎、王大妮等人为保护他相继牺牲。小说的叙事伦理并非指向天佑最终成长为“优秀红军将领”的结局，而在于对牺牲的叙述方式：这些牺牲不仅是英雄主义的壮举，更是一种近乎惨烈的“生命庇护”，成年人以生命为一名孩童争取出生存空间。此处的“伟大”不仅源自英雄人物的品格投射，也从脆弱的、依附性的、需要被保护的生命中反向生成。7岁孩童的懵懂认知、恐惧情绪与依恋心理，成为衡量牺牲价值的精准标尺。

王刚《凤凰图》则在“离散”的空间维度中展开同一叙事伦理的实践。一支红军小分队为掩护主力转移而与大部队失去联络，18名战士在乌蒙高原的崇山峻岭间踏上另一段生死未卜的征程，悲壮牺牲。作者在后记中提及，其核心关注对象为“那些溢出河流的水滴”。这一意象，精准界定了普通人在长征叙事中的定位：他们恰恰构成历史的基座。这部小说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方面以连长许邵武的手稿还原18人的行军历程，另一方面以当代寻访者视角重走革命之路，实现历史与当下的互文，再次确证长征的意义并非陈列于纪念馆的结论，而是在代际重访过程中持续生成的开放性阐释。

彭学明《爹》(增订版)则提供了另一种叙事路径：其书写焦点并非前线的军事斗争，而是后方的社会承载。增订内容围绕长征背景，补充了中央红军“通道转兵”的侧翼叙事与红军转战邵阳的历史进程，瞄准未直接参与战斗、却在离散与等待中承受历史的普通民众。彭学明提及，“他们理应被看见”。“被看见”这一表述本身即指向叙事伦理的转向：文学的功能是发掘既有叙事框架中有待被发现的新个体，并赋予其生存境遇以伦理价值。安昌河《遥远的红啊》同样以“微观切口”进入，书写红军与川军展开激战的历史，其创作方法同样是以平凡人物的微观视角，诠释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

构建共通的叙事伦理立场

当“微观切口”不再限于个案而成为作家的普遍创作选择时，其意义便超越了单纯的叙事技巧偏好，升华为一种共通的叙事伦理立场。也因此，历史的可阐释性在于叙述者将读者带入当时的环境中，通过置身其中而获取。不过，这类作品也面临不小的挑战，那就是有可能陷入另一重简化倾向，比如将普通人形象浪漫化、将苦难体验审美化，抑或将“生成性叙事”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雪山杜鹃》和《幸存者》较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作家让细节停留在生存的粗砺层面，而非充当升华主题的辅料，让“幸存”成为伦理负重的位置，而非成长的终点。《幸存者》中那些为保护主人公而牺牲的个体，均在其生命中留下了空缺，而天佑的“幸存”始终承载着这些空缺的伦理重量。当面向青少年读者的长征叙事不回避苦难乃至死亡时，“伟大”的历史内涵方能自行显现出来。

《起来》中冷小朵的形象之所以具备感染力，核心原因在于其人格特质中始终留存着无法被“觉醒”叙事体系完全吸纳的犹疑与算计；《凤凰图》中18名战士的形象之所以具备持久的艺术张力，核心原因在于其“与常人无异”，而非预设其具备坚不可摧的超人属性。“凡人”在叙事伦理框架中的定位，应是“伟大”得以被验证、被审视、被赋予具象化载体的重要尺度。

总而言之，这种新的创作取向亦存在须审慎对待之处。当“凡人”视角成为长征叙事中最受青睐的切入路径时，那些无法通过个体经验切近的结构性议题，包括战略决策的全局逻辑、军事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同部队间的协同与冲突，有可能在“小切口”叙事的伦理正当性遮蔽下被悄然悬置。魏巍式全景史诗的价值恰恰在于直面长征作为集体行动的系统性、复杂性，而此种复杂性无法被完全还原为若干个体的生存与觉醒历程。真正成熟的伟大与平凡的辩证关系，并非以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持续的张力：既避免对普通人具象化存在的消解，也避免见树木不见森林，遮蔽宏观历史的演进逻辑。

90年的时间跨度，已使长征从历史事件演变为一片需要重新进入的历史场域。上述小说所践行的叙事伦理，本质上是在回应一个问题：后继的文学创作者如何与那段历史建立深层关联。当下作家给出的回应是，将叙事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洪流裹挟、未留下姓名、在恐惧与血泪中作出抉择的个体。它代表着一种对“生成性”保持耐心、对“凡人”主体保持尊重、对苦难不进行粉饰亦不进行消费的叙事伦理，这是值得肯定的。相关作品的成功经验也从侧面说明，长征叙事的文学生命力，恰恰存在于这种持续调整叙事姿态的自觉意识中。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