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评《中山陵》｜从历史地景到政治符号：孙中山的身后记忆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李恭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2026年6月重印，476页，89.00元

南京因缘与问题意识

我与李恭忠教授相识，得力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的学术因缘。好友孙江教授主持学衡研究院期间，多次邀我前往南京访问、开会。南京是一座很容易使历史学者放慢脚步的城市。它兼具六朝古都、明清以来江南政治与文化重镇，以及民国政治记忆汇聚地等多重面貌。每次到南京，我除参加学术活动之外，也常抽空走访中山陵与紫金山一带的史迹。中山陵自然是最醒目的所在。从牌坊、墓道、石阶到祭堂，整个空间一步一步将游人带入庄严、开阔而富于象征意味的历史现场。只从陵墓建筑观看它，仍不足以充分理解它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位置。

从中山陵石阶中段仰望祭堂

中山陵周边还有许多相互牵连的历史地景。美龄宫、灵谷寺、谭延闿墓，以及今日已荡然无存的汪精卫墓，都使紫金山一带成为一片复杂的政治记忆空间。有些记忆被保存下来，有些被重新解释，有些则逐渐退入沉默，只留下地名、传闻和历史知识。保存、重塑、遗忘与日常游览交会于同一片山林，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也因此，每次走访中山陵，我总感到历史并非只写在档案、报纸与回忆录之中，也凝结在道路、山林、建筑、墓葬、石阶和游人的身体经验里。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正是一部能把这些现场感受转化为严肃史学问题的著作。

南京灵谷寺大雄宝殿

南京谭延闿墓

李恭忠也曾说明，这本书的选题与他在南京的现场经验有密切关系。他观看中山陵时，并未将它孤立为单一建筑，而是放在整个紫金山地景之中，与明孝陵、廖仲恺墓、谭延闿墓及其他名人墓葬联系起来观察；书中关于中山陵建筑精神的分析，也来自多次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的结合。这一点对理解本书非常重要。此书虽然题为《中山陵》，关怀已超出陵墓本身，而是通过一座陵墓，探讨孙中山逝世后，其身体、葬礼、陵园、建筑、仪式、称号与公共记忆，如何一步一步被转化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符号。

从生前研究到身后记忆

孙中山研究是一个极为丰富的领域。关于他的革命活动、思想来源、海外网络、国共关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训政思想与建国方略，海内外学界已有大量成果。李恭忠的敏锐之处，在于将视线由“生前的孙中山”转向“死后的孙中山”。他在导言中明白指出，既有孙中山研究有一个明显倾向，即重“生前”而轻“死后”；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变迁及其深远影响，长期以来仍是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个视角转换，使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命。对一般传记而言，死亡常是叙事的结束；在政治文化史中，死亡却可能开启另一段历史。孙中山去世之后，他逐渐由革命者、思想家与政治领袖，转为被哀悼、被安葬、被书写、被朝谒、被教导、被争夺的政治符号。

这正是《中山陵》最重要的贡献。李恭忠处理的重点，并非“孙中山究竟伟大与否”这样单线式的评价问题，而是追问孙中山何以在死后被塑造成具有高度政治效力的象征，哪些人参与了这一塑造过程，这一过程又通过哪些制度、媒介、仪式和空间完成。它与192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重建、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党国”体制的形成互相交织。李恭忠在导言中说，本书着重考察孙中山逝世后的葬事操办和中山陵作为巨型政治符号的兴起过程，并将之与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党国”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借此展现国民党人如何通过丧葬政治塑造孙中山身后形象、树立新式精神偶像并增进现代国家认同。这一问题意识，使本书越过单纯建筑史或单一人物研究，进入政治文化史与记忆史的核心。

1925年，孙中山葬礼上的灵车。西德尼·甘博摄，杜克大学鲁宾斯坦图书馆藏。

中山陵作为现代政治符号

李恭忠对“政治符号”的理解，也没有停留在图像或标志的层面。中山陵成为现代政治符号，关键在于一整套命名、选址、设计、修建、宣传、奉安、谒陵、教化与日常实践，共同构成了意义网络。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舆论与政治力量围绕“陵”之称谓形成共识；从选址南京，到设计竞图与工程建设；从1929年奉安大典，到1930年代以后集体谒陵的制度化，孙中山逐步被符号化，也逐步进入现代国家的象征秩序。符号在此并非单一视觉标志，而是透过命名、建筑、仪式、传播与日常实践共同构成的意义网络。

本书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层面，是它重新解释了丧葬政治。孙中山逝世时，中国仍处于南北分裂、政权竞逐与政治秩序重组的局面。他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也是北京政府的对立者；是国民党总理，也被许多不同政治力量视为共和元勋。于是，如何安葬孙中山，便牵涉礼仪、名分、继承与政治合法性。国葬、党葬、民众哀悼、国民党治丧、段祺瑞政府的因应，以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奉安大典的安排，均显示孙中山身后丧事已成为政治运作的对象。李恭忠提醒我们，现代政治除了在国会、军队、政党和行政机关中运作，也在葬礼、灵柩、祭文、送葬队伍和纪念仪式中展开。丧葬政治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能将悲痛、崇敬、秩序、名分和权力重新编织在一起。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

第二个层面，是建筑与空间的政治意义。中山陵既承接中国陵墓传统，也吸收近代纪念建筑的空间语言。它要表现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与民国创建者的地位，也要使新式国家与民众参与发生关系。因此，李恭忠特别重视中山陵“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有庄严的中轴、长阶、祭堂和墓室，也有面向群众的开放空间。这种空间使参观者感受伟人与国家的庄严，也让大众可以通过登临、观看、默哀与合影，成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死者形象并未被封闭于墓室之中，而是通过空间安排持续向外展开。这种开放性，使中山陵得以超越单纯陵墓，成为民国政治文化的公共舞台。

我多次走访中山陵时，对这一点特别有感。从山下拾级而上（共三百九十二阶），身体在移动，视线也在被安排。走过牌坊、墓道和石阶，人的心情会逐渐由游览转入肃穆。到达祭堂前的大平台，再回望南京城与紫金山，便很容易感受到一种近代国家纪念空间所要营造的宏阔感。这种感受来自文字、政治宣传、地形、尺度、行走节奏、建筑语言和历史知识的共同作用。李恭忠的细腻处，正在于他能把这种空间经验还原为可分析的历史问题。中山陵的开放并非单纯的建筑特色，而是现代政治符号能否进入大众生活的关键。

中山陵祭堂正面

第三个层面，是仪式如何使政治日常化。中山陵建成以后，国民党高层、中央会议代表、军公教人员、学校团体、社会组织、外宾与一般游客，陆续以不同方式进入这一空间。集体谒陵逐渐从偶发行为形成制度化、常规化的政治实践。李恭忠指出，在集体谒陵的语境下，中山陵成为一个建构性的微观权力场域；墓主孙中山、国民党中央、各级组织者和具体参谒者，各自居于不同位置。谒陵者在祭堂中肃立、唱歌、恭读遗嘱、默念或宣誓，政治权威由抽象理念转化为身体姿势、仪式时间和共同记忆。书中还特别注意到，集体谒陵兼具政治规训与休闲观光的性质。这一点十分精彩，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政治权威既透过命令和组织，也藉由旅行、参观、合影、游览和节日活动，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节奏。

这里也可以看出本书的叙事功力。李恭忠并未把中山陵写成一个单向度的权力装置。他反复呈现符号建构过程中的张力。奉安大典固然隆重盛大，大众娱乐文化、商业广告与政治分歧，也会改变庄严仪式的接受方式。集体谒陵具有规训功能，谒陵旅行也有游览与休闲成分。中山陵被塑造成“国之圣地”，同时仍与城市生活、观光活动和普通人的好奇相连。正因如此，本书呈现的是一部充满细节、矛盾与变化的政治文化史。它让我们看见政治符号如何被生产，也让我们看见符号在进入社会之后，如何被接受、转用、稀释，甚至部分脱离原来设计者的意图。

中山陵石阶上的游人

从新文化史重读政治史

从方法上说，《中山陵》也是“新文化史”取径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成功示范。它处理的是国民党、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和党国体制这些传统政治史的重要题目，却避开制度条文、政治派系或领袖决策的单线叙述，改由事件、仪式、空间、象征与身体实践来重构政治运作。李恭忠在导言中谈到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指出政治符号、形象、仪式、纪念与集体记忆研究，开拓了政治史的新领域，也能从不同层面揭示政治运行和权力运作的机制。这正是此书的学术位置。它没有把文化史当作政治史的补充材料，而是通过文化史重新理解政治史本身。

从史学写作来看，本书还有一点特别值得称道，那就是它在理论与叙事之间取得良好平衡。近年来，记忆研究、仪式研究、政治符号研究和新文化史理论，已经成为理解现代政治的重要工具。但理论若使用不当，容易成为外加框架，使历史材料失去原有的细节与生命。李恭忠的写法并非如此。他熟悉理论问题，却不让理论压倒材料；他重视政治文化概念，却始终回到具体事件、人物、档案、报纸、建筑与仪式。也因此，本书读来既有清楚的问题意识，又保留了历史过程的曲折、偶然与复杂。它不是先把一座陵墓放入既成理论，再用材料加以证明；读者是在丧葬、工程、仪式、宣传和谒陵活动的展开中，逐步看见一个现代政治符号如何生成。

这种写法也提醒我们，好的政治文化史不应只谈宏大概念，也要能处理细节。孙中山的遗体如何安置，葬礼如何命名，陵墓如何选址，设计图如何竞征，工程如何推进，奉安大典如何安排，谒陵队伍如何组织，参与者如何行礼，报纸如何报导，民众如何观看，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正是政治文化得以落地的地方。现代国家并非只靠宪法、军队和官僚机构存在，也靠纪念日、标语、肖像、纪念建筑、公共仪式和共同记忆来维持。李恭忠把这些材料连成一个过程，使读者明白，政治权力的柔性运作有时比刚性制度更难捕捉，却同样值得重视。

与孙中山记忆研究的对话

笔者近年来也一直关心孙中山形象的历史变迁。2025年是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我曾在《百年来孙中山的记忆、叙事与建构》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创建史上的核心人物，也是历史记忆与政治操演的焦点。所谓“谁是孙中山”牵连历史事实、自我认同、国家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百年来，他曾经是神格化的“国父”，也是官方话语中的“革命先行者”，又是海外学界笔下具有跨文化经验的“跨界者”。不同政权、不同时代和不同学术传统，各自塑造了不同的孙中山。

在这一脉络中，李恭忠的研究有其特殊位置。罗家伦等人的著作代表一种建构性的“国父”叙事，黄宇和等人的研究试图还原一个较复杂的孙中山，张朋园则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解构民权、训政与威权之间的张力。李恭忠所做的，是将问题从“孙中山本人究竟如何”推向“政治权力如何生产孙中山的身后形象”。我在前述文章中曾指出，李恭忠的研究聚焦国民党如何系统性塑造孙中山的“国父”形象，并分析中山陵、纪念堂、教科书、国定仪式等手段如何构成高度统整的象征体系，使“总理”符号神圣化，并将孙中山思想制度化为国家合法性与统治正当性的来源。这种研究突破了人物本身，转而追问政治权力如何生产历史记忆，以及“国父”这一符号如何透过制度、仪式与传播被塑造、挪用与异化。

然而，读《中山陵》不能只看到“造神”或“政治操演”。如果只用这类字眼概括本书，反而会低估它的复杂性。李恭忠细致说明政治符号之所以有效，往往是因为它连接着某些真实的历史情感与未完成的公共愿望。孙中山之所以能被塑造成现代政治符号，固然与国民党的宣传、组织与制度化努力有关；但也不能忽略，他在辛亥革命、共和建国、民族独立与民生改善等问题上，确实为近代中国留下了强大的象征资源。政治符号不是凭空创造的，它必须依附于某种可被承认、可被重复讲述、可被人群投射希望的历史材料。中山陵之所以能成为中山陵，并非只有国民党的意志在发挥作用，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位置也提供了符号生成的条件。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

思想遗产与政治符号

这也可以和笔者另一篇关于孙中山思想的文章相互参照。在《孙中山思想的历史意义》中，我尝试说明，孙中山思想的意义，在于确立共和观念、提出现代建国议程，并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持续争论的思想资源。三民主义将民族独立、人民主权与民生改善结合起来，但其中也包含国家能力、精英领导、直接民权、社会分配与政党训导之间的内在张力。换言之，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本来就不是一组封闭答案，而是一组未竟问题。它可以支持政治整合，也可以成为批评现实的依据；可以被国家权力吸纳，也可以被后人重新解释。

李恭忠的《中山陵》正好使我们看到，思想遗产如何进入空间、制度与仪式。孙中山生前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身后则被安置于陵墓、纪念周、奉安大典、谒陵仪式与国家叙事之中。思想与符号在此并非两个分离的领域。没有思想，符号可能失去厚度；没有符号，思想也不容易进入公共生活与集体记忆。问题在于，当思想被固定为“遗教”，当纪念被制度化为忠诚表态，当“总理”或“国父”的名义凌驾于公共讨论之上，原本具有开放性的思想遗产便可能变成排除异议的正统。从这个角度看，《中山陵》不只是一本研究孙中山身后形象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现代中国如何处理思想、权力与记忆关系的著作。

孙中山思想中的张力，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中山陵的象征结构。孙中山强调人民主权，同时也强调政治训导；期待共和宪政，晚年又强化革命政党的领导；追求民生幸福，也寄望强有力的国家建设。这些矛盾并未在其生前完全解决。中山陵作为政治符号，正是在这些未竟问题中形成。它纪念一位创建共和、主张民权的革命者，也被纳入党国仪式，成为训导、规训与正统化的中心。从陵墓向外延伸的，除了对孙中山个人的追思，还有近代中国建国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

中山陵纪念奠墓礼的石刻，刻文记载1926年3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为孙中山陵墓举行奠墓礼。

重新观看孙中山

因此，我以为《中山陵》对繁体中文读者特别有意义（远流出版社，2026年10月）。对我们而言，孙中山长期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的画像更曾挂在各种会议室。他曾出现在课本、校园、纪念日、公共建筑、道路名称、仪式语言与政治教育之中。正因熟悉，人们有时反而容易忘记，这些形象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被选择、整理、传播和制度化的。李恭忠的书提供了一个重新观看的距离。它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纪念如何形成，权力如何运用纪念，社会又如何接受、改写或淡化纪念。重新研究中山陵，不是取消历史情感，而是使历史情感接受史料和理性的检验。

这对今日的两岸读者也有启发。孙中山仍是两岸共同熟悉、共同使用，也共同商榷的历史人物。不同政治社会对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种差异不必然使孙中山失去作为共同历史资源的可能。我曾主张，所谓共同遗产，是不同群体可以共同接近、反复解释并公开讨论的历史资源，其意义在流传和争论中不断形成。若以此理解孙中山，则中山陵也不应只是某一叙事的所有物。它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现代中国如何生产政治象征、如何使用历史人物、如何在纪念与批判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入口。

笔者在关于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中，也曾把“天下为公”理解为一条可持续诠释的线索。它可以贯通国家尊严、人民权利与公共福祉，也可以提醒我们，任何代表公共利益的主张，都必须接受检验。从这一角度看，中山陵最值得思考之处，不只是它如何把孙中山塑造成神圣象征，也在于它使我们追问：谁有权界定“公”？谁有权把历史人物的遗产转化为政治秩序？当人们在中山陵前默哀、宣誓、拍照、观光或沉思时，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服从、认同、敬意、好奇，还是历史反思？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却正是李恭忠此书引导我们提出的问题。

中山陵陵门与“天下为公”题额

纪念、权力与历史理解

《中山陵》的意义在于它提供给我们一个重新阅读民国政治文化的机会。对我们的读者而言，李恭忠的研究或许会带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熟悉的是孙中山、中山陵、国父、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奉安与谒陵这些词语；陌生的是这些词语背后那套具体的历史生产过程。当我们理解“国父”形象并非一开始便完整存在，而是经由丧葬、建筑、仪式、教育、媒体与政治实践逐步生成，便能以更成熟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历史记忆。

历史研究需要解构，也需要理解；需要揭示权力，也需要体会情感。孙中山逝世后，许多人确实感到悲痛与失落；国民党也确实利用这种悲痛与崇敬，进行政治整合与合法性建构。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只看到真诚哀悼，会忽略权力运作；只看到政治操作，又会低估历史人物在群众心中的真实位置。李恭忠的长处，正在于他能在两者之间保持史家的距离。他没有把中山陵写成纯粹神圣的民族圣地，也没有把它简化为虚假的政治道具，而是呈现其作为现代政治符号的多重面向。

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汪精卫墓的消失也有启示。中山陵的持续存在与汪精卫墓的荡然无存，形成引人深思的并置。前者被保存、维护、参观、书写，持续吸引游人与研究者；后者则因历史评价与政治记忆的变动而被清除（有关此一议题参见杨治宜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这并非本书的主要论题，却是南京现场给读者的另一个提醒：历史记忆从来不是自然沉积而成。哪些人物被纪念，哪些建筑被保存，哪些墓葬被拆除，哪些故事被反复讲述，哪些名字被沉默处理，都与政治权力、道德评价、社会情感和时代变迁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中山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之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又如何被不断重新解释，正是史学需要追问之处。

南京中山陵博爱坊上部的“博爱”题额与石雕

结语：重新阅读中山陵

李恭忠的《中山陵》出版以来，已在民国政治文化史、记忆研究和孙中山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此次繁体中文版问世，使两岸学界能在共同史料与共同问题上展开更细致的对话。孙中山不是某一种叙事所能完全穷尽的人物，中山陵也不是单一意义可以完全概括的空间。正因如此，它们才值得一再研究。史学的任务，不是把复杂历史化约成简单结论，而是让我们看见复杂性本身，并在复杂性中寻找较可靠的理解。

一座陵墓若只是石头、台阶和屋顶，便只是建筑；一旦承载哀悼、权力、信仰、仪式、观光、教育与国族记忆，它便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李恭忠的《中山陵》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它使我们重新看见孙中山，也重新看见现代中国如何藉由纪念来理解自己、组织自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对曾经多次行走于南京紫金山麓的我而言，阅读此书，不只是阅读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在重新理解那些曾经走过的道路、看过的建筑与感受过的历史气息。中山陵仍在那里，石阶仍在，祭堂仍在，游人仍在；但经过李恭忠的分析之后，我们再看这座陵墓，已不会只看到庄严的外观，而会看到一个现代政治符号如何在历史中诞生、运作、延续，并不断等待后人重新解读。

黄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