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翁同龢晚年有言：“才士之败，非败于才，而败于恃才。”这句话放在黄秋岳身上，简直像是隔着时空替他量身定做的判词。
1937年8月26日，南京城头闷雷滚过，一则简短到近乎冷酷的布告张贴在街头：黄浚父子以通谋敌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黄浚，字秋岳，曾任行政院机要秘书主任，也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死的高级国贼。
处决的消息一经传出，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则扼腕叹息。明珠暗投，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呀！
黄秋岳生于福建书香门第，父亲黄彦鸿是前清翰林，他本人四岁识字、七岁能诗，九岁就能悬腕写擘窠大字，打小就有“神童”的名号。
黄秋岳的老师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他“年幼勤学，为研体文，出语惊其长老”。当年风云人物梁启超读到黄秋岳的文章，起初以为出自一位老宿之手，等见了面才发现不过是个年轻人，于是愈发赏识，后来直接聘为秘书。
再后来汪精卫也看中了黄秋岳，直接把他揽入行政院做机要秘书主任。
这样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本该在文坛政界都有大好的前途，怎么就一步步堕落进了深渊呢？
沈约在《宋书》里写过这样一句话：“饥寒交迫，则无所不为。”但黄秋岳的问题跟饥寒无关。
黄秋岳年少成名，自然意气风发。在生活上极其讲究排场，爱摆阔气，甚至常常出入青楼酒肆，身上带着旧式纨绔子弟的习气。可以说，当年文人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在黄秋岳的身上一一得到了印证。
话说回来，黄秋岳的这种做派在太平年月或许只是文人轶事，可在军情如火的时候，那就是致命的软肋。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个“中国通”，跟黄秋岳有早稻田大学的同窗之谊，他接近黄秋岳的切口很文雅，以请教汉诗为名登门拜访。
你想想，一个爱诗如命的人，遇到一个跟你谈诗论赋、还捧着银元来的“知音”，那层防线到底能撑多久？
须磨弥吉郎不光收买了黄秋岳，还拿钱砸通了他儿子黄晟，有其父必有其子，于是这父子两人齐齐成为了日军糖衣炮弹下的叛徒。
不过，黄秋岳“下水”这件事，历史上还另有说法。
黄秋岳的侄儿黄均在口述回忆中确认，黄秋岳卷入的是两起涉及最高当局的重大泄密案。
然而针对黄秋岳泄密这一案件，名记者曹聚仁在《也谈黄秋岳》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的判断。
曹聚仁说，黄秋岳在中央政治会议做秘书时，不过懒懒散散地把会议决议案原封不动交给日本使馆，1935年就被调离了机密岗位，后来又做了行政院秘书，根本接触不到军事会议的核心机密。
曹先生还引用了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原话：“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
到底谁说的更接近真相？这事至今仍有争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所有矛头都指向了黄秋岳。
陆游有一句诗：“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可在这件事上，“公论”和“众心”恰恰成了最纠结的地方。
1937年8月5日深夜，蒋介石召集了一次极少数人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议题之一是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水面，把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侨民一网打尽。
此次参会的除了蒋、汪、何（何应钦）、白（白崇禧）几位核心人物，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就是黄秋岳。
按后来曹聚仁的说法，黄秋岳没资格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但当时的侦查方向并没有接受这个推论。
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失控了。
8月6日到7日，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几乎在同一时间启动引擎，全速往长江口方向逃跑。
等到中国海军8月12日开始执行封江计划，只能扣下两艘跑得慢的商船，其余的，包括万吨级旗舰“八重山”号在内，全部溜之大吉。
聚集在湖口的中国军舰因为没有接到开火命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舰消失在江面上。这个“瓮中捉鳖”的计划，就这么废了。
平心而论，当时能够接触到这一机密信息的人总共就这么几个，那么问题出在谁的身上呢？很快调查机构就将目光瞄准了黄秋岳，而黄秋岳也很快就会因为自己和日军的各种勾结受到惩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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