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中国申请《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秘书处落户厦门，推进全球海洋治理中国有优势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樊巍】编者的话：在中国厦门的妈祖文化广场旁，一座充满科技感的高楼被寄予了“厚望”——厦门正在争取《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以下简称《协定》）秘书处落户本地；若成功，这里拟作为秘书处办公场所。2026年1月17日，历经近20年谈判才签署的《协定》正式生效，全球海洋治理由此迎来新篇章。随着《协定》首届缔约方大会的临近，一场围绕其秘书处落户地的国际竞逐也在同步升温——中国厦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智利瓦尔帕莱索正同台角逐。一份协定为何牵动多个国家？一个秘书处落户地为何又引来三国申请？藏在这两个问题背后的，既是日益凸显的全球公海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问题，也是《协定》如何运行、全球海洋治理向何处去的深层命题。

为占全球海洋面积2/3的公海立新规

占全球海洋总面积2/3左右的公海，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然而长期以来，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处于空白状态。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11月5日发布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地位、作用、前景与中国角色》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面对全球性公域治理难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不够用”。

以近些年广受关注的海底矿产开发为例，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近期发布的《世界深海活动进展报告（2026）》介绍称，今年1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修订《深海海底硬矿产资源法》，推出新申请流程，大幅简化许可审批。加拿大金属公司美国子公司随即提交位于东北太平洋夏威夷与墨西哥之间国际深海区域6.5万平方公里矿区合并申请。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同期完成美属萨摩亚近海采矿区域划定，并启动北马里亚纳群岛海底采矿信息征集。此举存在绕开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多边框架颁发商业开采许可的现实风险，遭到深海保护联盟以及多国批评，认为此举违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试图将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私有化，破坏多边治理秩序。

“深海微生物可能成为新药和新材料的来源，科研成果与收益如何分享？公海上的重要生态区域如何保护？包括海底矿产开发在内的公海活动可能造成环境损害，该由谁评估、如何预防？”在《报告》编撰者、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专家郑苗壮看来，虽然《公约》确立了公海自由、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重要制度，但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类利用海洋活动规模持续扩大，惠益分享、公海保护、环评等新问题日益突出，急需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补足。

《协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报告》指出，《协定》建立了以海洋遗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与海洋技术转让为支柱的法律框架，确立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双重目标。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建章立制，填补了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制度缺口。

中方为何申请《协定》秘书处落户？

然而，要让规则真正运转，《协定》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报告》介绍称，缔约方大会作为《协定》的最高决策主体，负责审查和评估《协定》的执行情况；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为大会及其附属机构提供行政支持、后勤保障和会议服务，负责管理信息交换机制。

“需要澄清的是，秘书处不是管理公域的‘世界政府’，它没有独立公海执法权，也不能代替缔约方作出决定，但它是条约持续运转的重要支撑，是连接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纽带。”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专家王蕾介绍称，秘书处选址既涉及行政效率和运行成本，也关系到国际机构的区域布局、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便利程度，以及东道国能提供何种长期公共服务。

按照此前公开的信息，《协定》首届缔约方大会计划于2027年1月11日至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秘书处所在地是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提名厦门，更多是想扛起东道国责任，为《协定》长期稳定运行出力。”郑苗壮分析称，中国申办《协定》秘书处落户厦门有三个层面的考量，首先便是让全球海洋治理更广泛、更平等、更包容。长期以来，重要的涉海机构总部大多集中在欧洲，可亚洲有大量海洋国家、活跃的海洋经济和旺盛的合作需求，厦门若能获选，能把亚太和全球治理体系拉得更近，也方便发展中国家参与。

其次，中国申请《协定》秘书处落户地将有助于弥合南北立场分歧、推动海洋保护与开发并举、团结大多数。“全球海洋治理不能只听少数国家的声音，既要守护海洋，也要尊重各国合理的科研和发展需求。”王蕾认为，中方申请的是服务国际社会的机会，而非获取特殊决策权的工具。

再次，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国申请联合国涉海机构总部“落户”，是对海洋文明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延续。“600多年前，郑和以海为媒促进友好交往，今天中国坚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并重，愿以申请为契机深化海洋领域交流合作。”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贺云称。

中国优势是什么？

申请国际条约秘书处落户，光有政治意愿还不够，更需要长期履行东道国责任的“真本事”。郑苗壮介绍称，这当中涉及办公和会议场所是否完善、国际交通和人员往来是否便利、法律地位与特权豁免是否有保障、资金支持能否持续、是否有长期发展空间，这些都是缔约方评估申请方案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优势，绝不仅仅在于能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更在于能将海洋科研、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经验以及服务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转化为服务全球的公共产品。”

《报告》显示，在海洋科研方面，中国已形成由远洋科考船、深海载人潜水器和海洋观测设施组成的综合科研体系。“蛟龙”号、“奋斗者”号等装备，使中国具备探索深海、开展极端环境研究和海洋生物调查的能力。中国常态化组织国际联合科考，与孟加拉国等国合作开展海洋遗传资源科研，向印尼等伙伴开放深潜作业平台；牵头“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发现”等10项国际大科学计划，贡献全球海洋环境智能融合数据集、深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公共产品，为识别保护区域、制定划区管理工具、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科学支撑。

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中国践行人海和谐理念，建立353个海洋保护地，实施194个海洋生态修复重大工程项目，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推动海洋数据共享和数字技术应用。

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中国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等区域系统开展海洋环境综合调查，建立完备的环境基线数据库；中国五矿集团等承包者按要求编制环评报告、广泛协调利益攸关方、落实国际海底管理局要求，积累了成熟实践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履行环评义务提供技术、数据和人才支持。

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持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建设。《报告》指出，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合作协议，投入约两亿元人民币在泰国、安哥拉等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余项“小而美”“惠民生”海洋合作项目；启动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已为47个国家和地区培养345名海洋专业人才，并通过中国-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培训和研究中心等平台培训6000余名发展中国家青年学者和管理人员，切实提升全球南方履行《协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

作为中国推举的《协定》落户地城市，厦门兼具海洋特色、科研基础和国际交流优势。这座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目前已拥有厦门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等科研力量，并设有亚太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提出面向秘书处长期运行的具体支持方案，涵盖办公会议设施、法律行政保障、资金支持与能力建设合作，为国际制度真正惠及更多国家提供了现实保障。”徐贺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