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生活到现实生活，教育电影的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

前言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综合艺术，以及作为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结合物，在艺术的发展中也常常可以展现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历史生活到现实生活、从自然风光到社会风俗等多种多样的场景，并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一、教育史研究中教育电影的价值分析

从教育电影的主题来看，电影主题其实是内容的概括和提炼，影片中的服饰、标语、口号、口头语言、周遭气氛等等都是围绕着电影主题展开的，而这些因素都可以彰显出当时社会中流行的教育价值观。

索尔·科恩以彼得·威尔导演的《死亡诗社》为例进行了分析。该影片所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他通过分析电影中两位主人公基廷和诺兰的教育方式得出:

基廷代表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自我表达、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而诺兰所代表的则是一种传统的教育理念，强调学生为未来生活作准备。

由此科恩将浪漫主义与美国曾经流行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联系起来，并指出进步主义教育通过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因此，《死亡诗社》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了倾听有关进步主义教育另一个故事的机会，在其中认识到进步主义教育话语的持久力，也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进步主义与传统教育的机会。

在分析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从处在教育困境中的问题儿童们出发，来凸显与定义“教育的美丽”，并得出电影的主题其实是试图传递什么是良好的教育，即通过给予尊严与自由，来培育人的尊严与自由。

而这一主题正好与影片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教育价值观相契合，也就是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颁布《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由此可以看出，结合历史背景对教育电影的主题进行分析，也是提供一个机会，去丰富理解当时背景下所流行和倡导的教育价值观。

从教育电影中的叙事手法来看，首先是电影中呈现的空间、出场的人物以及一些群像，其次是音乐和对白，这些都可以启动、唤醒、复苏观众的一种情感，进而对一个特定的情感结构所携带着的记忆进行再认。

索尔科恩便是通过电影评论家的反馈来反映当前的社会心态。在《死亡诗社》中，由于其中所宣扬的教育价值观与进步主义教育中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密切相关，该电影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来自《纽约时报》的电影评论家认为，基廷就像是我们之中一个有远见的叛逆教师，如果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将会在教育的某一时刻遇见他。

由此可以看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已经衰落了，但其代表的教育价值观仍然在年轻人群体之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此，通过影评可以观察到，不仅是在理性认知上，而且在感情层面上，都能认识到那个时代下个人与群体所认同的教育价值观。

另外，一部作品只要呼应了某一方面的社会心理，就会收到某一部分观众的欢迎，呼应得越及时，欢迎程度相对就高。

如此一来，教育电影的流行程度便可以揭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这两大群体的集体心态、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下行为的多个方面，并据此可以作为教育生活史、教育记忆史、教育心态史、教育情感史等研究的观察点。

教育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电影创造者们对教育的认知和理解。

从个人形象来看，荧幕上所呈现出的，人物的曲折经历、人物命运以及展现出来的时代风云，其实也是历史命运的投影以及时代的视觉印记。

2003年上映的电影《风雨哈佛路》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这代年轻人的寻梦历程。有研究者在解析这部电影时，分析了美国社会文化中层组织的作用。

影片中所涉及社会文化中层组织主要包括三个家庭、两所学校以及《纽约时报》报业集团。这些组织是否健康完善，社会功能是否能正常运转和发挥积极作用，将直接影响和改变莉丝的命运和人生轨迹。

研究认为，像莉丝一样，美国人在寻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常常是由社会文化中层制度的缺陷和异化所造成的。

可以看出，影片中的个人命运其实也是代表了当时一代人共同的迷茫和困惑。

从群体形象来看，教育形象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时代变迁是同频共振的。

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的教育电影，其中教师形象的变迁历程:英雄时代、偏执狂时代、无关时代、战争时代、硬汉时代。其中可以发现，教师形象的转变离不开时代和公众态度的变化。

不可忽视的是，教师形象的背后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教育理念以及社会文化。因此，对系列教育电影进行组合研究，用独特的视角去观察教育观的变化，有利于分析教育理念和教育观的变迁，加深对教育历史图景的动态理解。

电影理论家巴赞说过:“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的创造是紧扣时代议题，反映现实问题的。折射现实的教育电影通过场景画面的叙事、镜头的情感表述以及独白和对话等，会使观众产生认同感甚至是共鸣感。

因此，当研究者作为一名观众时，可以通过直觉与想象，将自己的经历或体验带入电影之中，亦或是以其生活经历为基础再现作品中的形象，从而思考电影中的教育问题以及反思当下遇到的教育困境。

对历史上教育电影的研究可以建立起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从电影表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寻找人们对美好教育的愿景。

比如2000年徐耿指导的教育电影《草房子》描绘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小学生的生活和成长。

电影中的油麻地小学究竟是否存在，未必需要查个究竟，但通过电影画面中带有灵气和生命气息的土地、草木、砖瓦、梁柱，能够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乡村是宁静祥和的，那个时代的学校是孩子们快乐幸福的乐园。

而面对当下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应试教育，电影中淳朴的民风、纯洁的校风、纯情的教风、纯真的学风让人产生对师生情浓、伙伴情深的向往和渴求。

电影中所传递的教育情感与教育心态，可以促进教育者和研究者面对现如今的教育现状，再次思考教育的真谛是什么。

此外，教育电影可以引起当代人对教育问题的深刻认识与反思。1994年上映的教育电影《凤凰琴》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湖北山区的一所小学中教师生存状态和工作状态，真实地描绘了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在恶劣条件下坚持教学的感人事迹，刻画了我国乡村中小学教师群像。

而电影只是聚焦了地方一隅，其实类似这样的感人事迹，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影片通过一幕幕的画面，唤起了人们对改善学校现状及教师生存状况的思考。

时至今日，在教师群体中，特别是乡村教师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升工作待遇，缓解工作压力仍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教育电影在为教师群体高唱赞歌的同时，也是在为乡村教师群体呐喊，让社会关注到这一群体。

与之相似的还有2003年上映的《美丽的大脚》，通过描绘20世纪90年代陕北黄土高坡那块贫瘠的土地上的教育事件，穷人教育学引起了大家对教育公平以及西部地区教育的关注。

现如今，如何使西部地区中小学有稳定的教师队伍依旧是重要的议题。

由此可见，教育电影通过关照身边的现实社会，将历史与现在串联在一起。从不同的主题角度来看，其背后还存在巨大的阐释空间。研究者可以结合当前的教育话题，进一步思考与挖掘。

二、教育史学中教育电影分析的实践策略

为了更好地彰显教育电影在教育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应该尝试对教育电影进行符号解构，构建研究的释读框架。

回归历史现场，结合教育电影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保持批判性思维，围绕教育电影内容进行多方考证。

符号解构:构建教育电影研究的释读框架在新文化史学的影响下，教育史研究中的电影材料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将教育电影符号化，挖掘其内在逻辑与内涵。

根据电影符号学创始人麦茨的观点，电影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和所指表现为由画面和声音构成的不同体系。

电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充满符号的交流活动，如情节符号、人物符号、场景符号、道具符号等，影片中的每个符号都承载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信息，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

因此，对历史上的教育电影材料的释读，势必需要回到电影本身，寻求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电影符号学认为，镜头作为电影语言的基本结构，电影所表现出的语言特征就是镜头的组合方法。通过对镜头排列次序、组合方式、场景连接的分析，揭示处于各种语境中的叙事功能。

麦茨著名的“八大组合段”便是用八种镜头连接方式解构电影，以分析电影技法与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

此外，电影符号学将电影看作一个具备“所指”符号和“能指”功能的系统，即可以分析电影直接意义以及引申意义，如此一来，从电影整体中的各部分逐层进行深入剖析。

由此可见，从电影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不仅可以对电影表层内容进行梳理，而且对深层内容也可以进行解码，从而去剖析电影中所表达的教育情感、教育思想以及教育价值观。

基于此，构建教育电影研究的释读框架，一方面从教育电影作品本身出发，电影中的人物、场景、声音等构成了一系列教育事件，通过镜头的叙述提供了释读的可能。

于是，可以在掌握电影符号学、历史学以及教育学的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解读，以厘清电影所讲述的教育事件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关系，深入理解电影的多重主题思想。

同时也能够引发研究者对于现存的教育状态和教育困境的深刻反思，将教育电影作品看作为教育问题的切入点。

并且在教育史研究中，教育电影不再是简单的艺术创作，而是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产品、一种影像物质来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每一部教育电影背后都有“故事”，除了电影的叙事与布景外，影片之外的诸因素也不可忽视，如作者、制片人、观众、评论家，甚至是卖座率等。

作为文化象征的电影，正是以转换的方式沟通着观影者与社会的关系，挖掘诸如此类的线索，探讨其与意识形态的符与不符，有助于发现潜藏在表象下的真相，透过可见的现象洞察不可见的内里。

三、回归现场:结合教育电影产生的历史背景解读

电影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联。历史上的教育电影，必定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价值观以及社会心态联系在一起。

从电影的制作、上映到传播的过程，都可以成为理解当时社会教育追求的观察点。因此，研究教育电影时，要把电影和生产它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考察，以说明电影所表达的教育意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因此，回归现场需要回到电影制作的历史现场。在影片制作的背后，不仅盘桓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诸多文化力量的冲突，而且创作者个人的教育观念以及当时社会整体的教育理念，都会影响教育电影所表达的价值观。

如由英国导演杰里·布莱恩特执导的《儿童宪章》，便是在推动1944年《教育法》的实施的历史背景下所制作的。

为了更好地解读教育电影，研究者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结合当时的教育文本材料，去理解与分析电影创作者生活的时代以及所处的境遇，进而理解其教育观念。

此外，回归现场还需回到电影上映的历史现场。人的存在是由历史和时间构成的社会历史，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视觉互动，同样也可以书写出另一种历史文本。

一方面，电影观众的构成，性别、年龄、地域、学历等因素都是值得关注的，这些因素与社会文化的结构和精神相结合，会潜移默化地沉淀在每位观众心中。

因此，研究者需要审思当时的社会语境，从而理解观众的观影视角，更好地分析电影的教育内涵。

其中可能有的观众对电影的理解与创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但这种“偏见”也属于历史现实本身，同样也可以成为理解历史上教育现象的立足点。

另一方面，考察电影的票房和上映时长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观众会从自己的时代需要去接受作品，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也试图寻找当时的教育环境中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所渴求的东西。

所以，电影的传播和流行程度可以反映当时观众的接受程度和观影心理，折射出的一种集体心态，有助于理解过去教育大环境的真实情景。

总结

每位观众都是历史社会中的参与者。观众理解一部电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这也决定了每个人会从特定的角度，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认识理解对象，欣赏电影文本。

在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下，每一个观众必定是从他所接受的文化价值、文化导向、文化水准去评价电影。由此可见，关于对教育电影的影评以及受众群体的分析，同样需要进行批判深思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