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铎：以中国智慧破解全球海洋治理困境

来源：环球时报

全球海洋治理最终考验的，是人类能否找到既尊重各国差异、又守护共同生存根基的相处之道。中国海洋治理观的时代价值，正在于它回应了人类海洋文明以及全球海洋治理向何处去的深层命题

在日前举行的第七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上，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地区和全球海洋治理热点议题与新兴问题展开交流研讨。参会期间，笔者深刻感受到，在动荡变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正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珍贵的稳定性与确定性。作为陆海兼备的大国，中国始终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丰富和完善自身海洋治理理念与实践体系。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海洋治理观，为破解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海和谐的价值内核

中国海洋治理观实现了对海洋认知的深层跃升，将海洋从单纯的资源开发对象，转化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认知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整体性思维传统，体现为对海陆一体、人海互依内在规律的深刻自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将这一文明基因转化为全球治理话语的核心成果。

这种认知转变带来了治理逻辑的演进。传统海洋治理更多围绕“谁有权开发”“如何实现收益最大化”展开；中国的治理视角则锚定“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边界在哪里”“代际公平如何保障”等根本命题。在这一逻辑下，生态保护不再是开发活动的约束条件，而是前置条件；蓝色经济的发展质量，取决于其能否与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保持动态平衡。

中华文明中“和合共生”的思想资源，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不同于个体权利话语或纯粹功利主义的价值视角：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双向滋养、相互成全的，而非单向征服或被动保护。这一伦理立场坚持代际责任与共同责任的统一：当代人对海洋的利用，必须以不损害未来世代生存发展条件为底线；任何国家的海洋主张都不能以牺牲他国正当权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

普惠共赢的发展路径

与部分国家将海洋治理主要视为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博弈不同，中国始终认为，海洋治理必须服务于人类共同发展，尤其要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拓展海上互联互通，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持续搭建多元合作平台，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到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搭建，从港口合作网络延伸到渔业科研技术援助，从海洋灾害预警系统共享到海洋新兴产业联合培育，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海洋经济朝着以人为本、可持续的方向不断发展，让海洋发展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海洋资源分布、技术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的天然不均衡，决定了单纯强调“绝对保护”或“自由竞争”都可能进一步拉大全球发展鸿沟，不利于海洋治理目标的实现。中国海洋治理观始终包含生态保护与共同发展两个并行维度：一方面坚守海洋生态红线，推动全球公域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务实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海洋资源潜力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这是一种“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的辩证逻辑。

中国海洋治理观的实践底气，源于国内海洋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建设。近年来，中国在近海生态修复、海洋保护区体系建设、入海污染物总量管控、渔业资源养护等领域持续发力，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与技术能力。这些国内治理成果并非封闭的内部经验，而是正在逐步转化为可供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

公平正义的秩序原则

处理好周边海洋问题，是中国海洋治理观的重要实践维度。一方面，中国一贯依据国际法和历史事实，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合法海洋权利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立场，主张通过当事国直接谈判磋商的方式妥善处理涉海分歧；在争议最终解决前，积极推动通过临时性安排等方式管控分歧、推进务实海上合作，实现维权与维稳的动态平衡。

海洋安全是全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海洋和平稳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当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涉海分歧争端，坚决反对将海洋问题军事化、阵营化。全球关键航道的安全畅通攸关国际经贸、能源、金融体系稳定，应当得到切实维护；沿岸国的主权与安全、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运行事关基本国际秩序，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推动全球海洋秩序健康发展，必须捍卫公平正义。国际海洋规则应当是各国平等协商的共同成果，而非少数国家固化自身既得利益的工具。作为最早签署并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一贯支持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海洋治理规则体系，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深度参与国际合作，不断增强全球海洋规则的公正性与适应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科技赋能的治理支撑

海洋治理的能力边界，取决于人类对海洋的认知深度与干预精度。传统海洋治理多依赖事后监管与经验判断，面对深海、极地、公海等前沿领域的复杂挑战往往捉襟见肘。中国海洋治理观的重要突破，是将科技创新提升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支撑，推动海洋治理范式发生深刻转型。

卫星遥感、海底观测网络、人工智能驱动的海洋预测模型、自主水下航行器以及海洋基因资源研究等技术快速发展，正在让海洋从“未知的深蓝”变为“可感知、可计算、可预警”的治理对象。技术能力的提升让海洋治理得以从被动应对污染与灾害，转向对生态系统临界点的主动识别与提前干预，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防灾减灾、生态系统保护等全球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更重要的是，中国始终主张海洋科技成果应当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通过推动开放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实验室建设，持续降低全球海洋治理的技术门槛，努力让科技创新成为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增强全球海洋治理韧性的公共工具。同时，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科技的伦理边界，主张深海资源开发、海洋基因资源利用必须遵循事先知情同意与惠益分享原则，避免“技术先占”演变为新的全球不平等。

行稳致远的治理方向

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在于不同原则之间的张力难以有效协调：保护与发展、主权与公域、效率与公平、短期利益与长期韧性，始终是需要平衡的命题。中国海洋治理观提供的不是一套封闭固化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统筹协调多重关系的系统方法论：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为底线，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对话协商为路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文明互鉴为土壤，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面向未来，中国海洋治理观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将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彰显：一是在涉海前沿领域和国际公域，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二是深化海洋治理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安全等全球议程的融合联动，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三是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与科技能力相匹配的伦理规范与法律框架，确保技术红利普惠各国；四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持续提炼海洋治理的公共价值，让全球海洋规则既具备制度刚性，又拥有文化亲和力。

全球海洋治理最终考验的，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在局部海域占据优势，而是人类能否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星球上，找到既尊重各国差异、又守护共同生存根基的相处之道。中国海洋治理观的时代价值，正在于它以更整体、更包容、更注重发展权利与文明对话的视角，回应了人类海洋文明以及全球海洋治理向何处去的深层命题。这既是中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思想根基，也是对全球海洋秩序变革的建设性贡献。（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