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卜居问千古，江左多少六朝——苏州锦峰南朝遗址考古成果展学术沙龙会议纪要

2026年11月6日，由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考古博物馆）主办的“‘何善’的庄园——锦峰南朝遗址考古成果展”学术沙龙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苏州考古博物馆负一楼学术报告厅顺利召开。本次学术沙龙汇聚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高校及考古文博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会议聚焦锦峰南朝遗址考古成果，并围绕相关新发现和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苏州高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考古博物馆）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沙龙。

会议开幕式由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苏州考古博物馆）所长、研究馆员、锦峰遗址发掘项目领队程义主持并致辞。他向与会专家表示诚挚欢迎，并指出锦峰遗址是近年来苏州六朝考古领域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他指出，举办此次学术沙龙是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从历史、考古、建筑、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不同维度，对锦峰遗址的发掘收获与展览转化进行研讨，必然将对后续的资料整理研究、考古报告出版，以及学术阐释、成果转化、公众考古与陈列展示等工作提供重要指引。

简要致辞后，锦峰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副研究馆员陈璟作了《锦峰南朝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的专题汇报，他从遗址概况、庄园布局、出土遗存、多学科合作等多个方面，对锦峰南朝遗址的考古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分享了初步研究成果。他指出，锦峰南朝遗址遗存丰富，出土大量高等级建筑构件、青瓷、金属器，以及玉器、玻璃器，还有手工业遗存；这些遗存共同勾勒出一座南朝士族庄园的生活图景，也为探讨六朝时期士族南迁、江南开发、庄园经济、手工业、建筑、神圣空间营造、隐逸风尚、信仰及山水美学等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锦峰遗址的发掘价值与意义。专家指出，苏州锦峰南朝遗址是六朝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填补了国内六朝大型士族庄园实物遗存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南朝历史文化、庄园经济、建筑营造、士族社会史及物质文化交流互鉴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专家充分赞许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揭露，高效推进多学科检测、文物整理与成果公开展示的出色工作，遗址核心区实现原址保护，依托考古博物馆快速向社会呈现考古收获，为历史时期考古项目树立了优秀范例；专家同时指出，后续应持续深化地层与遗存研究，推进周边区域考古调查，尽快申报相关课题、筹措资金，整理出版正式考古报告，进一步挖掘遗址的多元学术价值，做好遗址的研究阐释与公众传播。

以下为专家发言的主要内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认可遗址的年代判断，认为结合地层、类型学、碳十四测年及瓷器、瓦当等遗物综合分析得出的年代结论精准可靠。他进一步指出，锦峰遗址是“别业聚落形态”的首次全面揭露，环壕系统、内部空间布局与具体内涵得以完整呈现，堪称六朝乃至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贡献，同时肯定了相关单位关于核心建筑区原址保护的建议。在聚落形态的界定上，他主张应将其更准确地界定为“南朝别业式聚落形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聚落。谈及遗址选址，他认为庄园选址山间小盆地，巧妙利用自然河道吴宅河与三面壕沟相结合的地理优势，规划性极强；出土遗物来自多个代表性窑口，对外联系广泛，看似封闭的环壕之内实则是开放的交流网络。他还特别提到，别业建筑中也使用瓦当，为瓦当作为礼制性建筑材料的功能提供了新的佐证。最后，他结合F5疑似出现的“减柱造”现象、庐江何氏“佞佛”的传统及佛教遗存的存在，推测庄园建造可能与“佞佛”风气相关，或可为探讨文献所载昭明寺的历史问题提供启示。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王志高：首先祝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再获重要成果。展览中所见出土瓦当与瓷器，典型南朝偏早的遗物并不多见，仅见少量东晋时期器物，主要为南朝中晚期遗存，因此遗址的最早年代或为南朝早期偏晚（刘宋晚期至萧齐时期），仍需进一步整理研究确认，但核心遗存的时代下限为陈隋之际，应无疑问。关于遗址出土的大型敛口釉陶瓮，其与南京出土的同类器年代一致，可定为南朝，并需与韩国报告中定为西晋的卷沿黑釉器相区别，借此可进一步确认此类器物的南朝属性；过去有观点认为这类釉陶瓮用于贮酒，但锦峰遗址出土的釉陶瓮安置于大型建筑的门址之外，从功能考量，或与防火、贮水有关。最后他评价道，展览主标题取自铜盘铭文“何善”，构思十分巧妙，双引号的使用也很严谨。他主张“何善”应指器主而非制作者，至于器主与庄园主能否画等号，仍需后续讨论。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桂兵：他对该遗址保存状况良好、遗存堆积丰富表示感慨，认为壕沟有效阻挡了地表活动对地下遗存的破坏，保护效果令人震撼。他解读“何善”意为“多么美好”，肯定苏州考古所敏锐捕捉到遗址的重要价值；同时提出“士族考古”可从墓葬延伸至城市、别业等遗存，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年代学研究方法上，他认为目前遗址地层较为单一，需寻找能反映多个时段的精细堆积标识，以此建立南朝中晚期前后的地层单位系络图，并建议出版考古大报告，纳入南北比较的研究视野。关于遗址性质，他认为F5存在减柱现象，形制上可类比日本、韩国佛寺“金堂”的中空设计；井中出土的和田白玉钗或与佛教供养行为有关；遗址虽未发现直接的佛教造像，但世家大族“舍宅为寺”背景下的宅寺、山寺本身就是寺院形态的一种，若将其纳入佛教考古范畴，可称之为“宅寺考古”。他还注意到遗址前部院落偏向手工业生产、后部院落为大殿格局，若遗址最终被判定为寺院，这些手工业遗存便可与“寺院经济”问题建立关联。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祁海宁：以往六朝同类遗迹一直缺乏可供完整观察的实物案例，锦峰遗址未来有望生动展现六朝社会的繁华面貌，堪称六朝考古领域的一大幸事。他建议发掘团队撰写考古发掘纪实或工作总结，将其打造为国家文物局认可的经典范例：发掘过程中研究思路从“佛寺说”向“庄园说”逐步调整，同时同步推进工地管理、遗址保护、信息公开、多学科协作与文物修复等工作，在发掘阶段就完成了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事后又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展览策划与布展，整体工作组织得十分高效出色。在遗址性质判定上，他更倾向“庄园说”——他指出遗址内佛教相关遗存较少，却出土了弩机、铁矛等自卫兵器，还发现冶铁遗迹与大量动物厨余遗存；但目前仅揭露了核心区的建筑基址群，环壕外围的发掘情况尚未公布，壕沟之外是否还分布有田地、仓储、仆役住所等配套设施尚不明确，他建议对环壕内外的土壤开展检测，以此判断是否存在农田痕迹。他同时提醒，发掘工作不应局限于环壕范围内，建议以锦峰遗址为核心，将苏州西部山区整体纳入长期考古规划。他特别关注“锦峰文石”，据文献明确记载，锦峰文石产自苏州，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锦峰石材上还刻有“吴县小甲”铭文；大报恩寺是明初修建的皇家寺院，结合《秀野轩图卷》中朱德润的题记可推测，“锦峰文石”早在元代就已被开采利用。因此他建议开展“锦峰文石”专项调查，这一工作对于厘清锦峰遗址的历史传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他提出，庐江何氏的家族墓葬区大概率就在遗址周边，目前的发现仅是何氏家族考古研究的开端。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他肯定此次发现意义重大，为南朝考古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他首先提出壕沟形成时序的问题，除已知G6、G16存在沟体改建、改道现象外，其他沟类遗迹是否也存在改建情况，相关遗迹间的关联关系仍需进一步厘清。其次，遗址南边建筑密集、北边F5独立分布，若作为庄园居住空间来看规模似乎偏小，这些建筑的功能属性有待进一步探讨。他提出，“庄园”是从史学领域借用的概念，考古层面需要总结对应的认定标准；目前出土器物中生活用具居多、武器占比不高，能否仅凭单类器物就推定整个遗址的属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他以天平山范仲淹家族为例类比——该家族以墓地为起点逐步拓展形成家族产业群，这类庄园的“动态形成过程”值得深入研究。他还提醒，莲花尊上的图像不能直接对应佛教信仰，装饰纹样本身可能仅具装饰功能，现有推论的逻辑链条存在关键环节的缺失。最后他强调，文献本身存在层次差异，六朝文献、正史、方志、口述材料等需要区分主证与补证；理想状态下即便脱离文献，也能从纯考古角度判定遗址属性，多类材料相互印证的结果，势必将为遗址性质的判定提供可靠依据。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他从遗址名称中的“锦”字切入展开联想，谈到东晋末年刘裕北伐攻灭后秦后，曾从长安带回一批高僧与织锦工匠，在建康设置“锦署”，南朝手工业与佛教发展由此实现质的飞跃。他认同该遗址属于“庄园经济”遗存，其学术意义已超越狭义的“六朝考古”范畴，归属于广义的“六朝学”研究领域。他补充提到谢灵运《山居赋》中“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的记载，认为这一描述与本次考古发现形成了精准对应，此前学界长期认为这段文字纯属文学想象，如今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实证支撑。他进一步指出，南方庄园经济由南人士族自主发展形成，即所谓“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与北方的坞堡经济存在本质差异；沈庆之提出的“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也应当放在“庄园经济”的背景下解读。他还谈及陈璟提出的“何”“吴”二字在现代吴语苏州话中为同音字的观点，虽二字在上古音中分属不同韵部，但他推测二者的读音在中古时期已趋于接近，与遗址的年代范围大体吻合。他指出，刘宋朝廷颁布的“壬辰诏书”严禁士族占山护泽，但这一禁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世家大族的庄园在客观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与当时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存在关联。最后他援引《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观点——南朝代表着发端于三吴地区、以建康为中心的帝国政权成熟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体量庞大、实力强劲、充满自信的政权，而锦峰遗址正从考古维度印证了这一判断。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宏：首先他祝贺此次考古发掘与专题展览取得的重要成果。他重点关注遗址的环壕系统，过去学界通常将环绕遗址的圆形壕沟统称为“环壕”，但本次发掘证实锦峰遗址核心区的壕沟呈“日”字形布局，因此他认为用“围沟”或“围壕”来表述更为准确；围壕、普通沟槽、灰沟之间既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也可能对应不同的时代分期。他尝试以建筑遗迹为参照划分相对年代：南朝晚期建筑营建之前的遗存为一期，建筑本体及可能附带的废弃堆积为另一期。他初步判断，围壕是为修建建筑而划定的范围，即庄园的边界，而砖铭中“吴宅”的“宅”字，或许也暗示了遗址的庄园属性；遗址南部建筑分布密集，彼此之间可能存在时间相近的先后营建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副教授陆帅：此次发现意义重大——六朝庄园此前只能依靠文献推想，相关记载散见于《山居赋》《齐民要术》等典籍中，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实物遗存十分稀缺，锦峰遗址恰好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他指出，锦峰遗址的核心遗存年代可延续至隋初，但隋代的活动遗存是否仍属于同一人群留下，尚需进一步辨析。文献记载庐江何氏的开拓期集中在东晋末至齐梁时期，而遗址中重要的建筑遗存属于南朝晚期的梁陈时期。据此他提出，这些建筑的始建时间或许在“侯景之乱”之后，原本居住在建康的庐江何氏家族成员为避乱返回山林营建居所，这一历史背景与建筑遗存的年代恰好契合。他提出，“庄园”的概念较为宽泛，历史学语境中的庄园须具备大规模生产痕迹，且产品流向市场交易；士族在风景优美处营建的小型别业，更常被称为“精舍”，这或许是更精准的定义。关于砖铭中的“屯”字，他指出目前释读为标识砖形制的符号，其是否与开发山泽所建据点意义上的“屯”直接对应，仍值得深入探讨。最后他期待相关考古材料尽快公布，认为这将推动中国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来源：朱书玉、何晓岚、刘彦辰、陈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