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家琨谈上海个展“明月构想”：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读了建筑专业

知名建筑师刘家琨2025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生于成都、长于成都，长期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他，从身边的现实出发，将地方材料、民间智慧与日常生活转化为独特的建筑语言。

11月13日，“刘家琨：明月构想”将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开幕，这是这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首个大型个展。展览回顾他三十余年的建筑实践，也重新打开了关于建筑与生活、地方与世界、理想与现实的讨论。展览开幕前，获奖后极少接受媒体专访的刘家琨就这一展览与其创作起点、成都生活、中国经验以及他对建筑与城市的持续思考，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专访。

刘家琨。摄影：雷文晴骜。 © 家琨建筑

从早年的文学写作，到三十余年的建筑实践，从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西村大院，到再生砖计划，刘家琨的创作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

在自称“中华田园设计师”的刘家琨看来，建筑首先是一门实用的艺术。建筑师不仅要考虑空间形态、结构秩序、光影与材料，还必须面对真实的场地、建造条件和使用者。多年的实践让他逐渐意识到，建筑学的边界不应止于这些经典的专业价值，也可以更主动地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介入现实。

随风2015 - 由你选择，第56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国馆，2015年。© 家琨建筑

《明月构想》：文学与建筑的相遇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的标题《明月构想》来自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同名小说。小说围绕一座理想之城展开，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又成为回顾您建筑实践的入口。当初写这部小说时，您想象的理想之城是什么样的？今天重新使用这个标题，您对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否有了不同的理解？

刘家琨：展览使用小说的名字是策展人龚彦决定的。用小说的名字来做展览名挺有意思的，感觉也能指明我和文学的联系，但英文的翻译是“明月与井”，应该是隐喻理想主义和深度挖掘吧。写这本小说时，我并没有想象“理想之城”，我尤其警惕以理想之名义改造现实时对人性的漠视——这本小说的主题就是反乌托邦。理想与现实是一对需要平衡的矛盾，一直都是。

刘家琨小说《明月构想》

澎湃新闻：展览以“两栖”作为早期创作的一个章节，回溯您在建筑、文学与社会观察之间的探索。您早年为什么会同时进入这些不同的领域？文学叙事、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怎样进入您的建筑创作的？在您看来，建筑与其他艺术形式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又有哪些经验可以相互借鉴？

刘家琨：我喜欢文学是在读建筑之先，算是一种持续终生的爱好吧。一个喜欢文学的青年读了建筑学专业，于是就和两个领域都有了关联。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几乎可以说是大多数学科的素养和基底。而建筑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建筑学里的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创造力和文学素养有着强大和内在的联系。文学爱好拓展了我的观察角度，并建构了我的思维架构。

写作和建筑设计，虽然底层有相通的地方，但仍然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工具。“实用功能”是建筑的基本条件，而其他艺术多为“无用之用”。这使得建筑和其他艺术门类有着廻异的出发点。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成都，2002年。摄影：家琨建筑。©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您的建筑实践已经持续三十余年。回看早期作品，您觉得当时已经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是什么？又有哪些想法是后来经过实际项目的检验，才逐渐改变的？

刘家琨：对空间形态、结构秩序、光影材料、场所氛围等建筑理想的追求是一直都在、并且延续至今的。但多年实践的经验和思考告诉我，建筑学不止这些，除了恒定和静谧这些经典价值，建筑学也许可以更主动地从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介入现实。

建川博物馆聚落之钟博物馆，四川成都，2007年。摄影：毕克俭。©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您如何理解“低技”？它是面对现实条件的一种务实选择，还是您主动建立的一套建筑方法？当条件限制转化为设计方法后，如何判断它已经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成为一种有创造力的选择？

刘家琨：首先是条件限制下的一种务实的选择。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因地制宜的姿态，这种将错就错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它的背后有一套柔韧而有力的哲学，如果运用得当，它也可以催化另一种创造；当你感受到无论条件如何限制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感受到可以达到某种自由而非真正的妥协时，它已经可以成为一种方法。

胡慧姗纪念馆，四川成都，2009年。摄影：伊万·巴恩。© 家琨建筑

中国经验：在地性与世界视野

澎湃新闻：您曾自称“中华田园设计师”。这个说法既有对自身创作立场的概括，也带着一点自嘲。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称呼？其中的“田园”指向的是地方材料、民间智慧，还是一种区别于国际主流建筑话语的工作方式？

刘家琨：我没有留过学，外语也不好，又不在中国的一线地区生活和工作，说自己是“中华田园”系的——意思是土生土长——虽然有点自嘲，其实也是实情。我并没有刻意地要去区别于国际主流，我的处境已经不是国际主流，我只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利用好自己的资源。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厅室内，成都，2002年。摄影：毕克俭。©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在您过去的讲述中，一些中国传统的视觉经验也会融入建筑中，比如在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中，您把自然光、墙面、水面与展品的关系结合起来；在其他项目中，您也不断探索材料、结构与空间体验之间的联系。您如何看待建筑中这些源自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那些隐于建筑中、不容易被察觉的经验？

刘家琨：与其说这些经验和体验源自中国传统，不如说它们源自人类经验，在世界各地的建筑中，对场所感染力的追求和挖掘都是强烈而持续的。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源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场地文脉和精神取向，它们既是文化导致的下意识的结果，也是文化的有意识的追求。

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江苏苏州，2016年。摄影：姚力。©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2025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您的作品进入了更广泛的国际视野。这个奖项是否改变了外界理解中国当代建筑的方式？

刘家琨：也许吧。外国同行可能发现，不管中国的传统和当下现实和他们有多么不同，但理解当代建筑的方式和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可以相通的。我注意到了一些国外人士的评述，比如说到沟通中西的“桥梁”，比如说到“使中国的建筑传统彻底现代化”，总而言之，我的工作结果虽然深深植根并依赖于中国特殊的传统和不一样的现实，但并没有设定“中国特殊标签”来隔绝与世界的思想交流。

大运河杭钢公园一期，浙江杭州，2025年。摄影：文沛。© 家琨建筑

成都：生活的土壤与建筑的现场

澎湃新闻：1984年，何多苓、艾轩合作了《第三代人》，画中包括了翟永明、张晓刚、周春芽，还有他自己和您，如何看待生活在成都的这群人？

刘家琨：我们是没有功利关系的老朋友，正是当年这种不分职业的密切交往，给了每一个人丰沛的营养，我们互为生态，互为养料。

2021年，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的何多苓个展上，部分画中人在《第三代人》前合影（从左至右：艺术家张晓刚，艺术家周春芽，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诗人翟永明，艺术家何多苓，建筑师刘家琨，艺术家张骏），图片由龙美术馆提供

澎湃新闻：您成都的工作室养了三只猫。猫在空间里活动，有自己的路线、习惯和领地，不会完全按照人的规划行动。您会观察它们如何使用空间吗？这种日常经验会不会让您对建筑与人的关系产生一些新的理解？

刘家琨：这么多年了，我当然知道它们的一些喜好和习惯，但我并没有特别有目的性地观察它们如何使用空间，我只是惊讶于它们哪儿都能去！如此说来，人为自己的规定动作而制作的器具，只要换一种角度，完全可以呈现不同的意义。凡事换一种角度看是很重要的。

工作室中的刘家琨

澎湃新闻：对于成都，我们会想到“四川盆地”和“成都火锅”，你也曾用两个词形容西村大院，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成都，这种熟悉的生活经验如何影响您的设计？西村大院是只能属于成都的吗？您如何理解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

刘家琨：西村大院产生并存在于成都，当然就要给出一个具有成都属性的阐释。但我并不认为它只能属于成都，只要有合适的地块、足够的人口依托和合理的需求，它应该也能在其他地方以有着内在相似性的形式存在。类型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普世性。

西村大院，四川成都，2015年。摄影：浅深摄影。©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您在介绍西村大院时，谈到建筑师不应该控制每一个细节，而应建立一种能够容纳不同使用者表达的秩序。这个观点似乎也能联系到您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解：建筑不只是一个完成的物体，还要容纳后续发生的生活。您如何把握设计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建筑建成之后逐渐出现的变化？

刘家琨：设计的时候，只能从常识出发，确定那些当时可以确定的，对可能变化的留出灵活性。作为一个资深的实践建筑师，我已经深深知晓建筑完成之后总要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变化是必然的。

人们在西村大院竹林广场看坝坝电影，成都，2015年。摄影：家琨建筑。© 家琨建筑

澎湃新闻：您的建筑实践经历了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如今又进入更加重视存量空间、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的阶段。两个阶段对建筑师提出了哪些不同的要求？面对已经形成自身生活秩序的城市，您认为建筑师应该如何介入，才能在改善现实条件的同时，保留城市原有的记忆与活力？

刘家琨：简而言之，一个阶段是要平地起新，另一个阶段是要盘活既存，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前者更需要无中生有的形式创造力，后者更需要在复杂关系中把握平衡。面对需要保留的已有秩序，审慎和克制的态度是一种前提。

东郊记忆，四川成都，2011年。摄影：存在建筑。© 家琨建筑

注：“刘家琨：明月构想”于2026年11月14日至2027年2月28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