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长征“龙云献图”幕后英雄，刀尖潜伏20多年，43岁赴死特别有骨气

1950年6月11日，在南京城南雨花台宝林庵后的山坡上，上海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押着一个抓获的特务，陪着一对神情凝重的母子，走进杂草丛生的乱坟岗。

铁锹翻飞之后，三口薄木棺材并排出现在人们眼前。据在场者后来回忆，遗体已经腐烂，随葬的东西大多朽坏，其中一具遗体的大衣夹缝里藏着一张揉皱的纸条，字迹还依稀可辨。

这张纸条的主人叫卢志英。十七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他被国民党特务打昏后装进一口木箱，运到这座山坡下草草掩埋，时年四十三岁。

他没能看见不到四个月后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也没能看见儿子卢大容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核材料专家。

这位在敌人心脏里潜伏了二十多年的红色特工，很长时间里只在亲历者的回忆录中以“某副官”“周老板”的代号出现，直到1954年卢大容以孩子的视角写下《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这位潜伏英雄才第一次以真名完整地走到世人面前。

卢志英1905年出生在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一户普通农家，父亲做过私塾先生。五四运动的风潮起来后，他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离家去东北当兵，考进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

军阀部队里的所见所闻让他越来越苦闷，1924年他脱离军阀队伍南下，1925年辗转到了郑州、洛阳一带，结识共产党人王乐平和老同盟会员续范亭，经他们介绍进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与南汉宸、赵惠塵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5年，经刘仲华等人介绍，卢志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一生交给了地下战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卢志英奉命去甘肃开展军运工作，在国民军里先后任上尉参谋、营长、师参谋主任。为响应北伐，他率领自己营里的骑兵起义，沿黄河南下，遭追兵袭击，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仍带着残部杀出重围。

1927年“四一二”之后，西北军开始清共，他又奉命到陕西关中一带的旧军队里继续做军运，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队长兼承审员。

当时，当地驻军侯保杰部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卢志英不避艰险，在驻军中策动兵暴，事情泄露被捕，关进驻军师部监牢。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时间是1928年春，一说是1927年秋。

营救他的，是蒲城县小学的女教员、地下党员张育民，她比卢志英年长九岁，早在之前就注意过这个谈吐不俗的年轻军官。

据记载，张育民的一名学生家长正好是看押卢志英的警官，她从这位家长手里悄悄拿到牢房钥匙，复制了一把，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又趁深夜看守不严，把卢志英等几名被押的同志救了出来。

越狱之后，卢志英辗转到了北平，以旁听生身份在北大、清华等校听课，坚持自学英、法、德、日几门外文，同时和项与年等人一起组织学生运动。

张育民后来也到了北平，组织安排她进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专修科学习。

1929年，卢志英和张育民在北平结为夫妇。婚礼上没有多少排场，却有一份贵重的礼物：一对粉红色鸳鸯枕套，左下角各绣着一个字——“伍”“邓”。送枕套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伍”是周恩来用过的化名“伍豪”。

新婚第二天，两人就放下儿女情长，各自投入了工作。此后三十年，这对夫妇成了隐蔽战线上最默契的搭档。

1930年，卢志英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与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联系紧密，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上海滩三教九流之间，收集了大量情报送交党中央。

1930年冬，为争取杨虎城反蒋抗日，他经南汉宸介绍，打入杨虎城部，任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兼教导队队长，以这个公开身份开展军运和统战，在部队基层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工作开展得颇有声色。

1932年11月，中央军委设在南京的特派员王世英的秘密活动已被特务机关察觉，军委当机立断调回王世英，改派卢志英从西安秘密赶赴南京接替。

南京的地下斗争主要是两条线：一边往国民党中央和外交、铁道等政府部门以及军校、军队、蓝衣社、复兴社等特务组织里派人，一边在上层人士中做统战。

卢志英接管了王世英的全部关系和人员，不久就发展了两名重要人物——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和中央大学学运骨干胡济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昆仑由此走上了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胡济邦则一直潜伏在国民党要员身边和外交部，战斗到1949年北平解放。

1933年冬，卢志英第二次被捕，这一关，把他人生的苦难推到了新的深度。

敌人严刑逼供一无所获，居然用打气筒往他肚子里打气，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志坚如钢，一字未吐。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北平的张育民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捕前，她把一岁多的儿子卢森林托付给公寓里一位工友照看；等她取保获释，那位工友已经搬去了香山乡下，杳无音信。

身在险境的张育民没有时间去找孩子，组织决定让她立即转移上海——就这样，卢志英和张育民为革命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1934年初春，经党组织营救，卢志英出狱，张育民也在此前后被宣判无罪释放。在妻子的照料下，他长期受刑亏损的身体慢慢恢复，夫妻俩随即申请重新工作。

1934年春，国民党内素有“莫大哥”之称的老同盟会员莫雄，带着蒋介石封给他的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两张委任状，秘密赶到上海，向我党通报此事，希望给他派得力干部。当时国民党正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急需军事情报。

1934年3月，卢志英与刘哑佛、项与年等共产党员一起，被中央特科秘密派往德安，打进莫雄的保安司令部——卢志英任上校主任参谋，项与年任情报参谋。

张育民随后也到了南昌，挂起“张育民诊所”的牌子，表面行医，实际是秘密联络站，药剂师就是交通员。

卢志英等人到任后，还在当地红军游击队配合下，巧妙地帮莫雄伪造“剿共”成绩，骗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制订了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调集一百五十万大军、两百七十架飞机，以铁丝网、碉堡、重兵层层围死中央苏区，限一个月收功。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重达几斤的全套绝密文件赶回德安，交给了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

三人先把要点用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的党中央，又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作战图则描摹在薄纱纸上——卢志英正是这条情报链上的关键一环。

随后，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揣着字典上路，先扮教书先生，进入泰和山区后改扮乞丐，为闯过封锁线，他捡起石头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字典藏在装有馊食物的破袋里，历时约一周，于10月7日抵达瑞金，把四本字典亲手交到了周恩来、李克农手中。

接过字典的周恩来，此时已在中央苏区近三年——他1931年12月化名"伍豪"离开上海，经三千多公里的秘密交通线抵达瑞金，此后一直坐镇中央苏区。他立即命令红军情报部门把字典上的密写内容复原成文字图表，中央据此于10月10日发布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央红军抢在"铁桶"合拢之前突出重围，开始了长征。几十年后，毛泽东仍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

"铁桶计划"送出后，卢志英没有离开火线。1934年12月初，长征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他接到中央军委的新任命：军事特派员，先期前往贵阳，为西进的红军侦察敌情，打通通过贵州的通道。

1935年3月，蒋介石把莫雄调到贵州毕节，任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命令他堵截红军、"进剿"留在云贵川交界地带的七八千名红军伤病员，还把国民党第六十三师调归他指挥。

莫雄带着赣北的老班底走马上任，卢志英继续挂名上校主任参谋，实际是党中央派驻贵州的军事特派员，专署里许多重要工作和人事安排都由他做主。

面对堵在毕节的六十三师，卢志英和刘哑佛摸准了师长陈光中好色的脾气，假装热心给他做媒娶妾，整日酒食相待，把这个少将师长泡在温柔乡里，"剿共"二字早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年冬天红军逼近毕节，卢志英又利用陈光中畏惧红军的心理，暗示他主动撤离——七八千名伤病员和游击队因此从容转移，毕节成了一座没有国民党兵力的"空城"。

据记载，还有一次红军被阻乌江，卢志英冒用莫雄的名义向前线敌军发电，一夜之间调开了两个纵队，天亮之前红军主力安然过江。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迎面一个比追兵更棘手的难题摆在眼前：全军没有一张云南军用地图。

滇西山高谷深，河流湍急，大部队拿着粗糙的手绘路线图行军作战，等于蒙眼走钢丝。

这个任务落到了卢志英肩上。

3月31日，他向莫雄请了假，只说回上海办事，便离开毕节——莫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并不多问，批了假条。

他揣着朱德写给滇军旧人的亲笔密信潜入昆明，先找到了昆明宪兵司令杨如轩——朱德护国战争时期的老部下，又与云南戒严司令胡瑛——朱德讲武堂时的同学、当年资助过他留欧的老朋友接上头，最终见到了云南省主席龙云，转达红军"借道北上抗日、不占地不扰民"的意思。

随后，他以"追剿军总司令"薛岳司令部李副官的身份押运一批"礼物"上路：龙云送给薛岳的二十余份十万分之一云南军用地图、一千包另四百瓶云南白药。

4月27日清晨，卡车行至曲靖沾益段的滇黔公路，一头撞进红军侦察部队的伏击圈——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红军把"李副官"结结实实捆上带走，放回了押运员和司机，好让他们回昆明报信。

当天红军总部的电文写道："沿马路俘获昆明开来汽车一辆，内有龙云送薛敌之云南十万分之一地图二十余份，白药一千包另四百瓶及副官一名。"

地图连夜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案头，毛泽东大喜过望："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中革军委据此定下部署：一部兵力佯攻昆明调动滇军回防，主力直插金沙江皎平渡，抢在蒋军合围之前跳出包围圈。

关于这位"李副官"的身份，云南学界有细致的考据，值得一说。押运人赵汝成多年后回忆，那位披狐皮大衣、不佩戴军衔、满口外地口音的"李副官"处处透着蹊跷：这批物资明明可用飞机运输，却以"飞行员突然生病"为由改走公路；明明知道红军已进入曲靖地区，却迎着红军的来向开车；一整车军用地图和药品，竟不派一兵一卒护送。

研究者谢本书、普金山据此推断，"李副官"就是卢志英，与卢志英3月31日离毕节、5月初返回销假的行踪严丝合缝；还有更大胆的考据认为，被"俘"的李副官三天后变成了带领前卫连抢占皎平渡渡口的"李组长"，直接把红军送过了金沙江，5月初才回毕节复命。

送出了地图，还有一个家要安顿。1934年冬天，张育民随丈夫到了江西，卢志英被派往德安，她有孕在身，暂时留在南昌。

1935年6月，她在南昌一胎生下双胞胎儿子。不久卢志英来信，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进入四川，要她关掉诊所赶去贵州。她只得把襁褓中的一个孩子留下托给奶妈，自己抱着另一个上路。

1935年初冬，母子在黔西深山里找到了卢志英——他正带着四个便衣侦察员、背着四支步枪，要把枪送到毕节去支援地方党组织发展武装。一家人团聚不到片刻，侦察员跑来报告：国民党的追兵过来了。

卢志英指挥队伍钻进一座小石桥下，嘈杂的马蹄声惊醒了孩子，张育民急忙解开衣襟把乳头塞进孩子嘴里；马队刚过，乳头一抽，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前山边，敌人的大队步兵正打着火把开来。

千钧一发之际，卢志英从妻子怀里夺过孩子，弓着腰沿峡谷爬向对面山坡，脱下外衣把孩子裹住，挂在酸枣树的树桠上，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向山谷深处。他折返桥下，低声下令："两人一批，向山后转移，五里外集合！"

战友们脱险了，孩子没能回来。

这是卢志英夫妇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脱险后张育民趴在他身上放声恸哭，卢志英劝慰妻子："在这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你我一家。这一笔账，也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到胜利那一天，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那时，天下的孩子都是你的。"

留在南昌的那个孩子，后来由奶妈带到周岁，被父母寻回，就是后来写下《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的卢大容。

1936年，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党中央专门命令卢志英负责接应，协助完成了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他随红二、六军团走完了长征的最后一段路。

先头部队行至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聚居区时，当地头人拒绝借路，张育民见头人颈上生着恶疮，认真替他医治，从自己大腿上割下皮肤移植到疮口上，深深感动了对方。头人不仅率众迎送红军过境，还赠给卢志英一条大红毛毯——这条毛毯今天还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

全面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派遣，到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组织敌后抗日武装。

1938年陈毅率新四军挺进江南，他把拉起的队伍连同缴获的武器交给了陈毅，自己奉命转回上海。

上海沦陷后，虹口是日军机关密布的禁区，卢志英偏偏看中了这块地方——在敌人鼻子底下做生意，反而最安全。

不久，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面包厂名义上是为国际难民供应口粮，实际上送面包的工人全是地下党员，每天出入禁区，搜集虹口的军事情报，顺带摸清提篮桥监狱里关押人员的情况，为营救同志创造条件。

此后他又依托友人开设了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个个挂着生意的招牌，个个都是秘密联络站。

他精通日语，很快把目标锁定在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身上。为了结交这位司令官，他投其所好，办起了一个“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此后经常带着二胡出入保岛官邸，与保岛切磋琴艺，一曲《春江花月夜》，硬是把一个日军高级军官处成了“知音”。

借助这层关系，日军军营、军火仓库里的大量枪支弹药和药品，源源不断地经他的手送往苏北根据地。

1939年后，卢志英化名周至堃，在沪浙一带发动、组织抗日游击队。1940年10月，陈毅把他调到苏北，出任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

脱下西装的卢志英带兵打仗同样出色，讨伐投敌的李长江、曲塘阻击战、苏北反扫荡，仗仗亲临前线。

陈毅后来对他说：原本以为你只是个情报专家，没想到指挥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1942年1月，刘少奇亲自找他谈话，派他重返上海，任务是情报、策反和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资，活动范围远及武汉、香港、台湾。

他重操旧业，以经商失败、重出江湖的旧友身份回访保岛，两人居然续上了交情。

1943年4月，保岛向他透露了日军将对苏中根据地“清乡”的动向，他设法把情报送到了粟裕手里，新四军一师提前做了应对。据记载，粟裕三次率部南北渡江，有两次都是靠卢志英提供的日伪军情报保证了行动安全。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驻沪日军接到命令封锁消息。卢志英连夜布置同志把《告上海同胞书》贴遍上海街头，把日本投降的喜讯公之于众。

保岛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大为震惊，也深为折服，答应交出藏匿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卢志英通过地下交通线和市郊游击队，把能运走的军火装上船只送往苏北，还接管了上海的几处工厂和仓库。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受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情报部部长扬帆直接领导，在南京、上海、杭州一带坚持斗争。

1945年冬，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成立“肃清汉奸委员会”，借肃奸之名破坏地下组织。“肃委会”副主任郑少石是赣北特务头子、康泽的副官，而卢志英早年曾是康泽的座上宾，与郑少石称兄道弟。

他顺势“投靠”，在郑少石的竭力保举下，带着一帮“汉奸”兄弟走马上任，打进中统，出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

在沪东敌特机关和警察局里，从科长、行动组长、机要员到秘书，都有他安插的人；他又有意把中统的秘密泄露给军统，戴笠知道后私下与他拉上了关系，他因此又兼了军统情报员——脚踏中统、军统两只船，不断从敌人的两个系统里探取情报，整个沪东敌特机关基本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1946年深秋，宋美龄与蒋经国到上海为内战奔走，到黄浦江防视察时，周围那圈牢牢把着警戒线的持枪便衣，竟全是卢志英和他的战友。

此外，他还与在沪的美国情报人员密切联系，从中获取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和调动情报，源源不断送往苏皖解放区。

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撤离前后，考虑到他处境危险，周恩来曾指示他转移，但为了获取情报，他仍旧坚守，没等接替的同志到达，灾难先到了。

出卖他的人叫张莲舫，有的材料写作张连舫。此人是卢志英系统里的旧部，早年在新四军干过基层，被卢志英倚重。可他嫌地下工作清苦，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思想起了变化，暗中与中统勾搭。

据记载，卢志英察觉后没有立即处分他，而是几次苦口挽救，希望他能回头，没能拉住。张莲舫索性彻底投敌，为纳“投名状”，第一个交出的就是卢志英。

1947年3月2日下午，卢志英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门口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

中统知道抓到了大鱼，把他列为“头号要案”，蒋介石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从他嘴里挖出整个华东情报系统。

特务对他威胁利诱，甚至许他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职位，卢志英严词拒绝。于是审讯一轮接着一轮：老虎凳、火烙、绞头、电椅、灌辣椒水，外加几天几夜不许合眼的疲劳轰炸。他的手指被夹烂，小腿骨被拗断，后背皮开肉绽，跗骨受刑碎裂，多次被电昏过去，冷水浇醒，又是一轮折磨。他一个字都没有说。

硬的不行，敌人换了最毒的一手：以亲情威胁。

卢志英被捕后，张育民和十一岁的儿子卢大容、张育民十三岁的侄孙张军战也先后被捕，押到苏州的一处秘密监狱，敌人声称让他们与“转押”到此的卢志英“团聚”。

特务特意安排探监，铁窗内外，一家三代隔栏相望。妻子见他刑伤累累，忍不住落泪。

据记载，卢志英当时对妻子说：“他们把你也抓来了，他们的用心好苦啊！他们想利用我们夫妻之情来软化我，但我卢志英不会为儿女之情而爱惜一颗头颅。”

他又告诫妻子：不要在敌人面前流泪，他们总有灭亡的一天。

狱中的日子，他自任教师，每天规定时间教卢大容英文和算术，还检查功课。张育民说，在牢里何必让孩子这么辛苦，他回答：将来的世界是孩子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

敌人对张育民和孩子也反复审讯，张育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只管家务的家庭妇女，对丈夫的事情一无所知；连叛徒张莲舫也不知道她的底细。特务一无所获，关了一段时间，只得把他们母子释放。

1947年10月，敌人把卢志英解送南京，先关铁管巷四号监狱，再转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张育民母子被押回上海后获释——家已被特务强占，财物被抢光，母子俩一度流浪街头，靠党的地下组织接济才安顿下来：张育民进纱厂托儿所做工，卢大容进了麦伦中学。

一家人从此再没能见上一面。

在南京的监狱里，卢志英读《史记》，写诗，鼓励同牢的难友，尤其是年轻人。

他留下了好几首狱中诗，其中一首是悼念就义战友的：“不期被难又同室，倾吐衷肠两相知。闻君伉俪已就义，长留肝胆照青史。”

一首写狱中惨状：“铁镣锒铛恨倍增，狱卒狰狞肆凶残。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还有一首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覆灭，预言国民党集团的末日。

笔记本里，他抄录过一段话：“世界上惟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惟有作了自己兄弟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才是伟大的牺牲！”

1948年12月17日，张育民从上海赶到南京探望，敌人不准他们见面，只从狱中送出一件卢志英捎给她的皮大衣。

张育民回家拆开衣领，里面密缝着几页揉皱的纸，写满狱中诗作，纸的反面，铅笔歪歪斜斜写着八个大字：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48年12月27日晚八点多，卢志英牢门的锁响了，看守进来给他卸了脚镣，只说了一句：“等着！”

隔壁牢房关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的女学生孙稚如，卢志英隔着墙对她说：今晚突然下了脚镣，看来枪决的可能性很大；好在胜利在望，死了也甘心；你们要坚持下去，如果谁有机会出去，帮我向有关方面反映，金条和钱都被敌人搜去了；再帮我带封信给我的妻儿，告诉他们，我牺牲了，心里很坦然，用不着为我来收尸，因为这对他们反而不利；《文萃》杂志的陈子涛等三人，也有可能遭毒手，有机会要打听他们的下落，转告家属。

说完，他把一支铅笔头和一条围巾递给孙稚如她们留作纪念，女青年们推辞再三，坚持把围巾给他围上。

他说：“也好，围上。我还要把衣服、鞋袜都穿好，弄得整整齐齐走出去。我们是有骨气的。”

当晚十时许，特务把卢志英带进审讯室，尚未站定，迎头一棒将他打昏，用浸过麻药的棉花塞进他的嘴巴，又用毛巾勒紧他的脖子，装进一口早已备好的木箱，运到南京城南雨花台的山坡下，草草掩埋在密林里。

那一年，他四十三岁。他把围巾围好，把衣服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跟着特务走出了牢门，走进了1948年最冷的那个深夜。张育民再也没有收到丈夫的任何消息，直到上海解放、凶手落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公安部门先后抓获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队员任宗炳和出卖卢志英的主凶张连舫，两人到案后供认了那个深夜的全部经过和掩埋地点。

1950年6月11日，办案人员押着特务、陪着张育民母子来到雨花台，挖开荒坟——三口薄木棺材并排躺在土里，与卢志英同夜遇难的，还有《文萃》案的两位烈士骆何民、陈子涛。

开棺时，英雄遗体已经腐烂，但大衣夹缝里那张小纸条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卢大容把一枚国际和平纪念章放在父亲胸前：“爸爸，中国解放了。”

华东军区与上海市为卢志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人民政府向他颁发了第六十号革命烈士证书。1951年6月14日，南京各界又举行追悼仪式，为烈士重新入殓。

出卖卢志英的张连舫和动手行凶的任宗炳，最终都落入法网，受到审判。张育民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卢大容在麦伦中学老师的辅导下，把牢狱中的亲身经历写成《在狱中》，1954年3月起在上海《青年报》连载四期、每天整版，轰动全城；同年8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首印两万两千一百册。

据当年编辑部的人回忆，编辑罗洛读着书稿里“我被打倒在地上，又被拉起来打手心”的段落，读得浑身发抖，总编辑钟沛璋靠在门框上听，两腮淌泪。卢大容后来留学苏联，成为核材料专家，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贡献。

今天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着两件国家一级文物：卢志英生前随身携带的怀表，和那件被特务撕破背缝的西装上衣——1947年3月2日他被捕时，特务到他家中翻箱倒柜，撕破了上衣的背缝，指望从夹层里搜出共产党的文件，结果一无所获。

这两件遗物，是他的妻子张育民在1958年捐赠的。怀表的指针早就停了，停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