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犯罪的单位归责

本文作者：张思嘉

生态环境犯罪的单位归责，指的是如何认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因其行为构成生态环境犯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纪要》）规定：“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1）经单位决策机构按照决策程序决定的；（2）经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决定、同意的；（3）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得知单位成员个人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并未加以制止或者及时采取措施，而是予以追认、纵容或者默许的；（4）使用单位营业执照、合同书、公章、印鉴等对外开展活动，并调用单位车辆、船舶、生产设备、原辅材料等实施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犯罪单位刑事责任认定进一步趋向“组织体责任”，归责在客观上关键是要有组织过失，而非完全“将‘由单位决策’与‘为单位谋利’视为犯罪成立必备要件”。同时，《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纪要》中也提醒，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认定单位犯罪时，应当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出资者、经营者和主要获利者，既要防止不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击面过大。

对于单位犯罪的归责，还需要注意双罚制的适用。《刑法》第31条第1句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即对于单位犯罪，除了处罚单位外，还要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量刑。根据《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纪要》，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是指对单位犯罪起决定、批准、组织、策划、指挥、授意、纵容等作用的主管人员，包括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的分管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般是指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指挥、授意下积极参与实施单位犯罪或者对具体实施单位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按所属职责确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范围”。一方面，对于主管人员责任的认定，需考察其实际职权范围和在犯罪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而非简单地依据职务名称；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的认定，需要明确并非所有执行违法指令的员工都会被追责，只有那些“积极参与”或“起较大作用”的执行者才会被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

典型案例一 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等污染环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一）案例介绍

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司达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体属于危险废物，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应当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置。2010年9月，被告人王某受德司达公司指派联系处置废酸事宜，与仅具有经销危险化学品资质的顺久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荣达成了以每吨580元处置废酸的口头协议。此后，德司达公司产生的废酸液体均交由被告人王某荣进行处置。时任公司罐区主管的被告人黄某军明知顺久公司王某荣没有处置资质，仍具体负责与拉运废酸的王某荣直接对接，王某负责审核支付处置废酸费用。2013年9月，王某荣明知丁某东（另案处理）没有处置废酸资质，仍与丁某东达成每吨150元处置费用的口头协议，并指使被告人徐某米驾驶槽罐车从德司达公司拉运废酸，直接送至丁某东停放在江都宜陵码头等处的船上。至2014年5月，交由丁某东处置的废酸共计2828.02吨。期间，丁某东多次指使被告人孙某山、钱某林等人于夜间驾驶船只，将其中的2698.1吨废酸直接排放至泰东河和新通扬运河水域的河道中。其中，孙某山参与排放1729.82吨，钱某林参与排放318.78吨。后丁某东未来得及排放的129.92吨废酸被查获。江苏省科技咨询中心、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论证分析认为，德司达公司产生的上述废酸液体属于危险废物，其中主要成分为硫酸并含有大量有机物，硫酸浓度较高且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对生物、水体、环境的危害极大，废酸中残存的大量有机废物对生物环境也会造成长远的累积性危害。

（二）裁判经过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单位德司达公司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明知被告人王某荣经营的顺久公司无废酸处置资质，仍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交由王某荣处置；被告人王某荣明知丁某东亦无废酸处置资质，仍将德司达公司的废酸转交其处置；被告人徐某米明知其运输的是化工废液以及丁某东可能没有处置废酸的能力，仍帮助王某荣进行运输作业；被告人孙某山、钱某林明知是化工废液，仍然违反国家规定偷排，最终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上述主体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于共同犯罪。被告人王某、黄某军系德司达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知道王某荣没有废酸处置资质，仍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促成交易，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发生，均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德司达公司为降低危险废物的处置成本，在明知他人没有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仍委托进行处置，最终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德司达公司由此减少支出巨额的处置费用。一审法院综合德司达公司的犯罪情节以及缴纳罚金的能力，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德司达公司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判处其余被告人1-5年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罚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如何认定德司达公司污染环境罪的单位刑事责任?（2）如何确定单位生态环境犯罪中罚金刑的数额?

（三）焦点问题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如何认定德司达公司污染环境罪的单位刑事责任?（2）如何确定单位生态环境犯罪中罚金刑的数额?

（四）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单位德司达公司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明知被告人王某荣经营的顺久公司无废酸处置资质，仍将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交由王某荣处置。但德司达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体，并不具有自然人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那么如何认定其刑事责任呢?根据“组织体责任”理论，单位具有独立的意志和刑事责任。单位故意是个体在单位内的决策机制或默认规则之作用下最终形成的意志，既有自然人意志的主观色彩，也深受单位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此，根据《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纪要》的相关规定，能够影响单位罪责的特定自然人包括单位中具有实质决策权的人员。这在形式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特定的地位和职责的自然人，自然人因特定的地位和职责而具有主管、管理、经营单位的经常性职权，如法定代表人；另一类是经特定主体授权的自然人，只有对单位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组织或者个人才能被认定为此处的特定主体，如董事会、执行董事。在当下，企业经营决策权的分散化趋势明显，如果仅仅依靠外在的地位和职责来判断是否构成单位犯罪，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刑罚处罚漏洞。两类自然人在行为上既可以是积极主动通过单位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也可以是明知单位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消极地予以追认、纵容、默许。

在本案中，根据德司达公司的决策机制，被告人王某经公司授权具有处置废酸的实质决策权，被告人王某为减少公司处置废酸的成本，明知他人没有处置资质仍委托进行处置导致污染环境的意志与行为，可以归属为德司达公司的意志与行为。同时，德司达公司的管理机制中，缺少可以阻止上述污染环境行为的具体措施，这表明德司达公司“自身存在以不容许的管理缺陷为根据的组织过失”。因此，德司达公司应当承担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受到判处罚金的处罚，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王某和直接责任人员黄某军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量刑。此外，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对于单位罚金的确定，应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情节和特点，结合单位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在本案中，德司达公司为降低危险废物的处置成本，明知他人没有处置资质仍委托进行处置，最终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发生，由此逃避支付的巨额处置费用可认定为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利益。同时，消除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必然会有相当的费用支出。根据《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的规定，公私财产损失包括污染环境行为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故而，公私财产损失的数额也应当作为确定罚金的一个重要参数。最终，法院根据德司达公司的犯罪情节以及缴纳罚金的能力，在实际获取利益和公私财产损失数额的区间幅度内确定判处罚金2000万元。

典型案例二 金某贵、刘某华等非法采矿案

（一）案例介绍

云南省建水县某某建材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2日注册成立，经营项目为制售红砖，原有股东为被告人周某有、张某明、王某康、王某明等人。2021年1月被告人金某贵、刘某华以购买其他4名股东股份的方式入股该公司，其中金某贵占股30%，刘某华占股26%，周某有、张某明、王某康、王某明分别占股11%。金某贵、刘某华等6名被告人经营的某甲厂于2021年3月开始生产，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该厂厂房左边空地及土坡处开采砖瓦，用黏土来制造砖坯烧制红砖售卖。2021年11月11日，被告人因无证采矿被建水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在短暂停止开采后，被告人金某贵、刘某华、周某有、张某明、王某康、王某明共同商议后继续开采砖瓦，用黏土来制造砖坯烧制红砖售卖，至2023年2月8日被建水县自然资源局发现制止才终止开采。经昆明某某技术有限公司测绘计算，2021年11月至2023年2月，被告人金某贵等6人经营的某某建材有限公司在云南省建水县曲江镇某某村委会非法开采砖瓦用黏土土石方量为84，813.031立方米，结合该矿山矿产开发利用方案，按90%的采矿回采率计算出开采矿石量为76，331.727立方米。经建水县发展和改革局认定，被告人金某贵等6人非法开采的76，331.727立方米砖瓦用黏土价格为610，654元。

在非法开采期间，被告人金某贵、刘某华、周某有、张某明、王某康、王某明于2022年9月按照投资入股比例对违法所得进行了分赃，金某贵分得15万元，刘某华分得13万元，周某有、张某明、王某康、王某明分别分得5万元。

（二）裁判经过

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金某贵、刘某华、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中多名被告以公司名义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

（三）焦点问题

根据案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本案中多名被告以公司名义实施非法采矿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

（四）案例分析

污染环境罪责任主体是单位还是自然人，判断的关键在于单位是否有组织过失，从而“可以将已发生的违法事实归咎于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这一规定从“公司设立目的”和“主要经营活动”两个维度，排除了单位犯罪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的核心存在意义或主要行为是实施犯罪，则本质上属于以公司外壳掩盖个人犯罪意图，这就在根本上不存在组织过失的问题，亦不能将违法犯罪行为归咎于单位企业，而应当直接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6名被告人的非法采矿行为被认定为个人共同犯罪，而非云南省建水县某某建材有限公司的单位犯罪。首先，该建材有限公司设立后无合法经营活动。本案该建材有限公司虽然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但自2019年12月设立以来，其经营内容一直表现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黏土”，无任何其他合法业务。其次，犯罪行为是该建材有限公司的主要活动。本案该建材有限公司的生产完全依赖非法采矿行为，且在2021年11月其因无证采矿被行政处罚后，仍经股东共同商议继续非法开采，显然其“非法采矿”行为具有持续性、核心性，也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目的。最后，利益归属本质是个人的分赃。虽然被告人主张“违法所得归单位后按股权分红”，但结合该建材有限公司无其他经营、利润完全源于非法采矿的事实，“按股权分红”的本质是个人共同犯罪后的利益分配，而非单位经营利润的合法分配。

概而言之，本案中该建材有限公司仅为“非法采矿”行为提供了形式上的主体外壳，其设立与存续的核心是实施犯罪，因而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本质要求，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最终，本案因该建材有限公司“设立后以非法采矿为主要活动”，不符合单位犯罪的性质，而以6名被告人个人共同犯非法采矿罪定罪，并判处相应刑罚。

张思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京都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刑事辩护小组负责人，《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专家、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北方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宁夏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专家委员会专家，宁夏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理事、许昌学院食品与药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生校外导师、南华县公安局环食药知犯罪侦查大队专家顾问等。

学术成果：著有《生态环境犯罪理论探索与实务精解》、《环食药知常见法律疑难问题释解》、《食品药品案件办理手册》

擅长领域：深耕环境资源食品药品知产类犯罪案件刑事辩护及行刑衔接，涵盖非法采矿罪、污染环境罪、非法占用农用地，涉有毒有害食品罪等；擅长重大疑难复杂经济型犯罪，如黑恶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罪、各类型诈骗犯罪、职务犯罪，非法经营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