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老人蹲守二十年，一本旧卷宗撕开矿难瞒报的真相

石门镇政府门口的水泥地上，倒出来一堆东西：发黄的纸、塑料皮笔记本、三张火化证明、一只旧搪瓷缸，还有半袋结成块的红糖。

周德贵蹲下去，一张一张摆整齐，摆了十几分钟。摆完了，他抬头看台阶上的何建邦。“何书记，我上访二十多年，就为改一个字。”

何建邦蹲下去，拿起最上面那张纸。

《石门镇联营煤矿 “11・3” 冒顶事故调查报告》，九页，县安监局出的。结论那一段他看了两遍：“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28 万元，系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死者一栏只有一个人：周长顺，三十一岁，石门镇柏树沟村人。“我儿子。” 老周说。“还有别人吗？”

“井下那天六个人，出来三个，抬出来三个。” 老周把另三张纸推到他面前，“这三张，是火化证明。” 何建邦一张一张看。张德福，刘三喜，周长顺。三个人，同一天火化，2003 年 11 月 6 日。“报告上只写了一个。”

“只写了一个。” 老周重复了一遍，“三个人死，一个人赔，另外两家各拿六万，签了字，不追究。就我一家，我不签。” 何建邦把材料收进纸箱，抱起来的时候，老周还蹲在地上。“何书记，前面五任书记，见了我都绕。你是第六个。”“我不绕。”“那你先别答应我。” 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答应我的，后来都躲得最远。”

何建邦是三个月前从县政研室下来的。来石门镇之前，县委组织部长跟他谈过一句：这个镇情况复杂，前任书记是提前病退的。他没多问。

他在政研室待了六年，写过一份内参，标题是《关于我县三起生产安全事故瞒报情况的核查建议》，报上去以后，批示是 “暂缓研究”。那份内参里，第一起就是 2003 年石门镇联营煤矿。他当时没来过石门，只看过卷宗。

镇长孙立冬进来的时候，看见桌上那堆纸，脚步停了一下。“老周又来了？”“来了。他说井下死了三个人，报告上写一个。”

孙立冬把门关严，声音压得很低。“何书记，这事二十多年了，前后五任书记都没碰。”“为什么没碰？”

“黄德发。” 孙立冬说了三个字，停了一下，“当年那个矿是他的，现在的德发集团也是他的，县政协常委。还有郑国平，当年是分管副镇长，现在是县人大副主任，那份调查报告，是他牵头处理的。” 何建邦把材料摞齐。“档案在哪？”

“2003 年的企业档案，县档案馆说移交的时候丢了一批。” 孙立冬看着他，“我知道你要问，我先替你问了。” 何建邦还是去了一趟县档案馆。

调阅室的人查了半个小时，回来说：“石门镇联营煤矿，2003 年的卷宗，只有工商登记和税务，安全生产那一部分没有。”“没有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移交清单上有，实物不在。” 他填了调阅申请，签字，拿回执。回执上印着三个字：待查。回镇的路上，他给县医院档案室打了个电话。管档案的老张是他党校同学。

“老张，2003 年 11 月的急诊登记本，还在不在？”“在。那年的本子是手写的，一直没销毁。”“查一下 11 月 3 号。” 第二天中午，老张把三页复印纸递给他，纸上还带着扫描仪的余温。“你要有准备。”“怎么说？”

“这本子，2004 年有人来借过，说要复印，借走了一个礼拜。” 老张说，“还回来的时候，第 47 行到第 51 行，有一页的边角被裁过。” 何建邦把纸摊在桌上。

2003 年 11 月 3 日，急诊登记，下午四点十分到五点二十，连着五条记录：四个 “挤压伤”，一个 “当场死亡”。名字是张德福、李满仓、刘三喜、周长顺。“李满仓？” 他抬头，“这个名字不在火化证明上。”

“这个人活着。” 老张说，“我记得，那年他抬进来的时候还有气，肋骨断了三根，肩胛骨裂了。” 何建邦盯着那四行字看了很久。四个人，同一个时间段，同一种伤。报告上写一个人。

三天后，他去了邻县双河镇。李满仓在镇上一家砖厂看窑，五十五岁，背驼得厉害，走路有点歪。何建邦把车停在路边，走过去。“李师傅。” 李满仓抬头，看了他一眼，转身就往窑里走。“我是石门镇的。”“我不认识你。”“周长顺你认识。” 李满仓站住了，背对着他，站了半分多钟。“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说完，进了窑。

何建邦在窑外站了一个下午。天黑的时候，一个女人从食堂出来，围裙上全是面，是李满仓的老婆王秀云。“你别来了。” 她说，“他二十多年没睡过一个整觉。”“我不是来逼他作证。”

“那你来干什么？”“我来问一句，他背上那道疤，是不是那天砸的。” 王秀云愣了一下，两只手在围裙上搓了两下。“县医院有片子。” 她说，“2003 年拍的。那年他拿了六万块钱，签了字，说不追究，不对外说。”

“钱呢？”“盖了房。” 她往院墙那边抬了抬下巴，“房还在。”“他为什么不认？”

“认了，房就得退，还得进去。” 王秀云低声说，“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说那天井下的顶板塌下来，他听见有人喊，喊的是‘还有三个’。”

巡察组进县之前，何建邦又去了一趟双河镇。这回他没进窑，把一张纸从门房缝里塞了进去 —— 那是医院急诊登记的复印件，第 47 行到第 51 行。第二天早上，王秀云打来电话。“他看了。”

“说什么了？”“他问了一句，那三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都写上了。”“写上了。”“他说，等他腿好点，他去说。” 她停了一下，“何书记，你别催他。他心里那口气，比腿上的伤难好。”

从双河镇回来第二天，黄德发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何书记，我是黄德发。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我那儿新到了一批河鲜。”“不了，晚上有会。”

“那改天。” 黄德发笑了笑，“何书记年轻，刚到石门，不了解情况。有些事，二十多年前就结了，结了就结了。你翻，翻不出东西来，倒把自己翻进去。” 第三天，镇里收到一个纸箱，说是德发集团送的年货。何建邦让办公室打开：两瓶酒，两条烟，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四沓现金，压着一张便条：“何书记刚到镇上，添置点办公用品。” 何建邦把信封封回去，让办公室登记，连同酒和烟一起交到镇纪委，附了一张说明：来源、时间、经手人。办公室的人抱着箱子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何书记，这个…… 真交？”“真交。”“黄总那边……”“让他来找我。” 电话挂了两小时，郑国平的电话来了，语气很和气。

“建邦啊，听说你在查老周那个事。”“在了解。”

“了解可以，别上手。” 郑国平说，“那年的事故，我是参与处理的，程序都走了。安监局有报告，家属签了字，钱也赔了。你现在翻，翻的是什么？翻的是县里的脸。”“郑主任，我翻的是一个人数。” 那头沉默了五秒。“一个人数。” 郑国平重复了一遍，“何建邦，你知道这四个字有多重吗？”“我知道。”“你知道就好。” 电话断了。

腊月里，镇里的老干部来找他聊天，姓吴，退休七年，在镇上干了三十年。“何书记，你要查矿上那个事？”“在查。”

老吴把茶杯捧在手里，焐了半天。“2003 年那天晚上，我在镇里值班。电话是矿上打来的，说塌了，伤了人。我跟郑国平一起上去的。到了井口，我看见地上并排躺着三个，用帆布盖着，脚露在外面。”“三个？”

“三个。” 老吴说，“后来报告上写一个，我就知道这事不对。可我那年还有两年退休，家里两个孩子，我就没说话。”“现在肯说了？”

“现在退休了，孩子也出去了。” 老吴把茶杯放下，“你要作证，我作。我记性好，记得那天几点、谁在场、郑国平站在哪儿。” 何建邦把材料整理成三份。一份交县信访局，提信访事项复查；一份寄县纪委监委；一份他自己留着。县信访局的副局长姓刘，看完材料，把笔放下。“何书记，复查要有原办理单位的卷宗。”

“卷宗丢了。”“丢了就复查不了。” 刘副局长把材料推回来，“程序上，你得先让档案馆出一个卷宗缺失的证明。”“然后呢？”“然后我们发函给安监局，让他们重新提供。” 他停了一下，“安监局现在的局长，是郑主任提拔的。”“那我就等函。”

“何书记，” 刘副局长忽然压低声音，“我在这干了十一年，复查件我办过一百多件。你这个，是唯一一件我劝你别办的。” 何建邦把材料收起来。“那你把受理回执给我。” 回执拿到了。

三天后，安监局回函：经查，2003 年卷宗已按规定移交县档案馆，我局无留存。又过了七天，档案馆出了那份 “卷宗缺失” 的证明，盖了章，写着 “因库房搬迁，部分卷宗暂未找到”。

三份材料在三个单位之间转了两个月，转到腊月二十九，谁也没动。老周还坐在镇政府门口的石阶上，脚边放着那个搪瓷缸。“何书记，我不着急。” 老周说，“我二十多年都等了。”“你为什么非要改这一个字？”

老周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里面是他儿子写的字，歪歪扭扭：“他说下井一趟挣八十，攒够了给我买个助听器。” 老周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这个耳朵，是年轻时候在矿上震的。他攒了三个月，差四十块。” 何建邦没说话。

腊月二十八，他去了柏树沟村。老周家在村东头，三间土房，院墙塌了半边，墙上钉着一张照片，黑白的，用塑料布蒙着。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柜，柜上放着那只搪瓷缸，缸里插着三炷没点的香。“他娘的坟在后山。” 老周说，“我每年清明去一趟，去的时候跟她说，事情还没办成。”“办了二十年，最难的是哪一段？”

“2005 年最难。” 老周说，“那年县里给我出了个‘终结处理’的意见，说这事已经了结，再上访就是无理取闹。我不签，他们就把我列进重点人名单。那年冬天我在北京待了十九天，回来的时候，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你还接着去？”“接着去。” 老周说，“我不是要钱。三个人死，报告上写一个。我儿子在那边，跟人搭不上伴。”

正月十五那天，市里巡察组进驻南溪县。老周的材料，他寄了七份，其中一份寄到省信访局，转办下来，落在巡察组手里。谈话在县宾馆三楼，来了三个人，组长姓方。

“材料我们看了。医院登记、火化证明、还有你说的那个活着的李满仓。” 方组长把材料摊开，“何书记，你为什么不上报，先自己查？”“我报了。县信访局要卷宗，卷宗丢了。”

“你知道这三个月，有人找过你吗？”“找过。吃饭，打电话，还有一次，我车胎在镇政府门口被扎了。” 方组长没笑。“李满仓肯不肯作证？”“不肯。但他老婆肯说他背上的伤。”

巡察组在县里待了二十天。结果出来得比谁想的都快 —— 县档案馆在 “移交清册” 里找到了那份 “2003 年安全生产卷宗”，编号 03-113，实物在库房最里面的一个纸箱里，箱子上写着 “待整理”，二十多年没人动过。

卷宗里有一份《事故当班入井人员登记表》，六个人，签名六个。下面附着矿上当月的工资表：三个人在事故后同时停发工资，停发日期是同一天，11 月 4 日。

还有一份《善后处理协议》，一共四份，每份六万。签字人：张德福家属、刘三喜家属、周长顺家属，还有李满仓本人。李满仓那一份上，写的是 “伤者一次性补助”。

巡察组把这些材料摊在会议室的长桌上，先比对了一遍：入井登记六人，医院急诊四人，火化证明三张，工资停发三个，善后协议四份。五份材料，四个来源，三个单位，时间全对得上。

组长把比对表推给县里来的两个干部看。“二十年，五份材料，谁也没把它们放在一张桌子上。” 黄德发来了，坐了四十分钟，说了三句话：不知道，记不清，不是我签的。第四句他没说出来。

巡察组把那份工资表推到他面前，指着三个名字。“这三个人，11 月 3 号在井下，11 月 4 号工资停了。黄总，你解释一下。” 黄德发的手在桌上放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那年的事，是镇上定的。”

李满仓的证言是三月二号做的，做了四个小时。他背上的伤，县医院 2003 年的片子还留着，片子袋上用圆珠笔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巡察组的人问他，当年为什么签字。他说：“他们说签了字，房就能盖。我就签了。”

黄德发被立案审查，德发集团的矿权、土地一起查。郑国平被诫勉谈话，一年后提前退了。安监局那任局长被免职，信访局的刘副局长调去了县地方志办公室。

三月，县里重新出了一份《情况说明》，把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改成 “事故造成 3 人死亡”，盖了县政府和安监局的章。新的说明附了一份补充调查材料，材料第二页，是老吴的证言，签名，按了手印。

那张纸送到柏树沟村的时候，老周没有接。“你念给我听。” 何建邦蹲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念完。念到最后一句 “事故造成 3 人死亡”，老周抬起手，示意他停一下。

“再念一遍。” 何建邦又念了一遍。

老周听完，从搪瓷缸里摸出打火机，把那张纸点着，放在儿子的坟前。纸烧得很快，火苗蹿起来，把坟头的枯草燎出一片黑。“顺子，三个人，你不在里头一个人待着了。” 回镇的路上，孙立冬开车，一路没说话。快到镇政府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何书记，我在这镇上干了九年，老周来上访，我躲了九年。”“以后不用躲了。”

“为什么？”“因为他要的东西，已经给了。” 车停在门口。老周还坐在石阶上，脚边那个搪瓷缸空着，红糖倒出来了，撒在水泥地上，一小片，暗红色。何建邦下车，走过去。“周叔，回去吧。”“我明天还来。”“来干什么？”“来坐坐。” 老周把缸子扶正，“二十多年了，这个台阶我坐惯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