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

本文节选自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德]赫塔·米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我越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了解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独裁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赫塔·米勒

刚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我受邀参加一个家宴。走进厨房，主人的烤箱里烤着小羊肉。头一次见到玻璃罩下亮闪闪的烤箱，我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光线使肉成为一个展品，灼热的气泡窜来窜去，呼吸着，然后一个个破灭。我看着散发褐色光泽的肉块，像欣赏彩色电视机里的风光片：阴霾的太阳下，是居住在羊肉脉岩里的玻璃小动物。主人打开玻璃门，一边旋转一边说：“卡内蒂也是罗马尼亚人。”“不，他是保加利亚人。”他说：“哦，是吗，这几个国家我总弄混。不过首都我还知道，保加利亚是索菲亚，罗马尼亚是布达佩斯。”我说：“布达佩斯是匈牙利首都，罗马尼亚首都是布加勒斯特。”肉在叉子上旋转，在我的电影里像一只河蟹环抱风景。他之所以脑子乱，是因为他把盘子里的肉放得乱七八糟。他关上玻璃门，说：“希望你会喜欢这肉的味道。你吃过羊肉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罗马尼亚常吃羊肉，”我说，“罗马尼亚的尼伯龙根之歌，我们的史诗，主题就是有关羊和牧羊人的。”“有意思。”他说。我更正他：“并不有意思。史诗的主题是欺骗，以及在恐惧时如何保持镇定，还有痛苦和死亡。”

德语是我的母语。在德国，每个词的意思我都知道，那是我早已熟稔于心的，但组成句子后我却不一定明白。有时是因为我不了解一句话的背景，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有意思”这个俏皮说法，我把它理解为后置从句了，其实那只是附加的一声叹息，并没有实质内容。只是简单的“啊，原来如此”或“哦”，而我却理解为一个完整句，以为他们说“有意思”时表示感觉有趣。我以为每个说出的词都在表达特定的内容，否则不必说出。我了解说话与沉默，但不了解这说出来的无内容的沉默。

本文配图：电影《执笔》

我常常想起一个卖花的女人，她五十岁左右，我在她的花店买过两次花。第二次光顾花店时，她从桶里挑了最漂亮的金鱼草（Löwenmäulchen，直译为狮子小口）以示谢意。她迟疑了一阵子，终于还是开口问：“您是哪里乡亲？法国人？”我不大喜欢“乡亲”这个词，所以我也迟疑了一下，我们之间是一段沉默的空白。我说：“不，我是罗马尼亚人。”她说：“哦哦，没关系。”她笑了一下，那笑容看起来仿佛她突然牙疼起来。她的话很和善，好像在说：这没什么，只是小口误。她有些尴尬，不再抬头看我，只盯着包装好的花。她可能觉得高估了我。在我开口买“狮子小口”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这点。随我移民而来的德语中，在罗马尼亚，这种花叫蛙鸣。我们村的方言干脆就叫呱呱——蛙的叫声。这里用狮子与青蛙的大小来比较是不恰当的。德国德语中的狮子小口荒谬地高估了蛙嘴或呱呱，几分钟后我被以同样的方式高估了。

在德国，人们总喜欢打听我是哪儿来的。每次走进杂志店、裁缝店、鞋店、面包店、药店，打过了招呼，告诉对方我要买什么，售货员去取货，报价……然后，稍微喘口气，就会问我：“您是哪儿人？”我把钱放到柜台上，在找零的间隙说：“罗马尼亚人。”听我用大段完整的句子把买东西的事说得十分清楚，在我离开时人们总不忘说一句：“您德语真好。”对此我不想置之不理，可又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这让我心跳加速，只想赶紧逃到大街上，以免太显眼。可是走到门口时总出错，该拉的门去推，该推的去拉，反倒更引人注目，显得傻里傻气。鞋匠和裁缝店门口都有个小钟门铃，它们仿佛在给我内心的想法谱曲，让我的心跳在整个店里唱响——德国的门铃也会控制人。店里常有别的顾客，也会对我侧目而视。

逃到街上，想象着在我前后排队的客人，都要向店主报一下自己是哪里人，那会是怎样一番场面。我脑子里过地名，寻找着韵律：“您好我要咳嗽糖浆我来自鲁路普。您好我要阿司匹林我是维也纳人。您好我需要两瓶红酒来自施莱斯海姆。我要剃须刀片我是毕芬根人。”或者，在离店时说：“再见我的老家是莫尔菲登，我会再次将你的店门登。”编着编着，我不由得笑起来，但我知道这笑来得有点晚了，况且这小诗武器除了我自己谁也伤不着，以后也派不上用场。我在门铃上撞出曲调，却没在身上撞出包来。我需要撞个包，就像鞋需要新的鞋底。

来德国十二年了，我发现人们说话时总喜欢这样开头：“在我们德国……”这常常会激起我的自卫心理，我挺直腰板说：“我不也在你们德国吗？”这时，对方会睁大疑惑的眼睛，态度有所让步，重复道：“但在我们德国不说Bretzel，而说Breezel（８形面包）。第一个e要延长，第二个e要吞掉，明白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过现在你了解了。”然后给我一个微笑，我想那意思是说：“无意冒犯。”紧接着一个问句：“OK？”我点点头，出乎对方意料地说：“请给我来个Laugenbrezel（8形碱性面包）。”“很棒嘛！”售货员笑了，笑容一直延续到下一位买光棍包（一种硬壳长面包）的顾客。我已经走上滚梯，他的“很棒(Toll)”溜进我脑子里，用它组成的词我知道：狂犬病(Tollwut)，颠茄(Tollkirsche)，精神病院(Tollhaus)，环形珊瑚岛(Atoll)，匹夫之勇(tollkühn)。有“toll”的词听上去很大度，甚至Ajatolla听起来也如此。类似的词都像“8形碱性面包”一样长，难道我每次都得跟售货员说出面包完整的名字？还有地铁中的面包广告：“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愿意’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培西面包(Paech-Brot)。”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售货员我多么喜欢“培西面包”这个词？培西面包以最简洁的形式展示独裁统治下人们的遭遇。我在受审时秘密警察总是提醒我：别忘了你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当时的我不可能知道，他对我的折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描述，是柏林地铁的面包广告提示了我，培西面包（Pech-Brot倒霉面包），是为这种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找到的最精准的词。“我吃过我的倒霉面包了”，这句话与豪尔赫·森普伦的“家园即说出者”一样惊人地清澄明晰。这句话对描写独裁专制太有用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森普伦吃了他的倒霉面包，他才知道语言并非家园，而是，语言即说出的内容。”

那么，下面这个事例说出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信箱旁遇到女邻居，我们一起拾级而上。她开始抱怨每天夜里睡不好觉，因为她三岁的孩子总在夜里两三点钟，抱着布娃娃上她屋里来玩。“这真是恐怖，”她说，“恐怕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也想不出比这更残忍的办法。”她是教历史的。我是否应该告诉她，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可不想跟我玩什么布娃娃。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政治和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吕特格斯(Rüttgers)先生也作诗，叫作“要孩子不要印度人”，针对施罗德的客籍工人政策。施罗德主张招募印度人短期来德国工作，三五年后限期离开。初来德国时，公司可以为他们租赁汽车，直到他们买了自己的新车。印度人应该为被德国需要而深感荣幸。经过改良的印度人，在德国居留的三年中一定会经历这些：在办公室得到普遍认同；在“我们德国”8形面包两个e音发得不好时，店里的人会为他耐心解释；或许，在傍晚时分的地铁和电车里，或阳光明媚的加油站里，在山中湖边，或者随便什么地方，都会心慌慌的，因为他可能被德国光头党人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吕特格斯的韵律在与施罗德召唤客籍工人唱反调，尽管施罗德先生明确规定了客人应该打包离开的时间。但吕特格斯先生知道：我们德国是有先例的。客籍工人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放弃休息，在非工作时间打工赚钱。此外，招募他们是为了工作，但工作之余他们也要生活，会为了长期居留而努力，建立家庭，留在德国，生孩子。生下的孩子还是印度人，起码是一半的印度人。要发好Brezel的e音，把第一个拖长，第二个吞掉，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土耳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国政治家的一体化政策，并没有使土耳其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得到承认。多年以来，土耳其人在这里还是外国人，宽厚些的德语礼貌地称他们为“准公民”，对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的不满还算有所克制。我曾经解剖过“准公民”这个词。罗马尼亚把匈牙利、德国、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称为“共居民族”，这些民族在罗马尼亚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比罗马尼亚人的历史还要长。尽管我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但和其他非罗马尼亚人一样，永远只是“德裔少数民族”，是生在罗马尼亚人家乡的客人。

秘密警察审问时提醒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实在可笑，因为我们家曾拥有很多土地，我外公本是大粮商，但他所有的财富都被国家没收了。现在，秘密警察却以这个国家的名义来质询我。我吃的是罗马尼亚面包，因为我的家庭被国家以法律的名义打劫了，作为“共居者”，成为罗马尼亚式好客游戏的皮球。三百年之后仍为客，这的确要归功于罗马尼亚。德国之于土耳其人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德国少了一层主义的刁难。

鉴于德国土耳其人的例子，我们可以就印度人建议如下：对德国来说最好的是虚拟印度人，这个词当今可是很时尚。也许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产一种“拓麻歌子-虚拟印度人”，装在大纸箱里发货。使用说明书可以这样写：八小时之外不存在，下班后需喂养；冷藏保存；对工作充满热情，无须顾虑家庭生活。

德国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致力于“正常化”，以帮助战后一代能直面纳粹灾难。却从未奏效过。东西德合并后更是加快了正常化步伐，希望东西德人民平等相处，尽快消除极权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即便东德乡村的最后一条土街也铺上了柏油路，四十年管控的痕迹依然不会消失。可以正常化的是，西德人对新来的东德兄弟的德语腔不能说“在我们德国”；可以正常化的是，这种口音在买阿司匹林片时不用非得说他来自哪里，在买面包时也不必非得练习延长的e和吞掉的e。吕特格斯除了上面提到的诗作之外，也和其他政客一样讨论外国人融入的问题。为了支持他的意图，我尝试给他提个建议，一个一句话的一体化计划书，叫作“外乡口音融入德国8形面包的一体化”。这份计划书很具体，我认识相当多的人也许第一次相信，吕特格斯先生这回说的，也是他准备做的。

文学界也在致力于一体化。一些文学评论家表达了对于整个德国主题的小说的期待，而不是之前单纯的边缘化文学。他们坚持当代，好在德国题材的当代很有弹性，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以多年前的德国大事为题材的小说，不论战后、经济奇迹还是六八年题材，都不会被文学批评谴责题材太过老旧。因为东西德原本就同属一个国家，人们现在阅读时愿意认同这种关联。像我这样的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作家，虽然用德语写作，题材却不是德国本土的。对文学批评界来说，十二年前的历史就已经是陈旧了十年的过去，我的每本书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文学批评家比8形面包和阿司匹林售货员的表达方式更为复杂，但他们的用意是一样的。他们也想在我的作品中听到当地口音，建议我停止对过去的诉说，写点德国的事。他们和多数人一样，认为只有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化解过去。吃饭的时候要看着德国面包，好忘记倒霉面包。

如果这方子有效，我倒是不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能使我如愿以偿。我越观察德国，现在就越是与过去联系在一起，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了解什么是受伤吗？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独裁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东德人对此无话可说，西德人也已经听够了，但这个主题还是让我欲罢不能。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在这一点上，德国的面包广告倒是和我很一致：“年轻的新娘在答应‘愿意’时顾不上说话/因为她在忙着啃倒霉面包。”

另：倒霉面包Pech在广告中的写法是Paech，但，借用卖花女人的话，“这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