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号,中原地产创始人施永青发布专栏,提出政府可以要求避孕套厂商让一定比例的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通过增加意外怀孕来提高生育率。甚至调整次品比例来控制生育率。
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提振生育率,中原地产认为应该给套子扎眼。
说实在话,这么多年,给套子扎眼这个言论我也看过不少回了,每一次都是情人节的时候,单身网友搞出的玩笑话,能够真正当成一个重要提议,认认真真提出来,大大方方往出说的,也就施总一个人了。
香港政府肯定不会采纳施总的意见。因为港澳通行证现在属于到移民局申请一下,点击就办的东西,这种建议除了养成几十万大陆人向香港走私避孕套的灰色市场以外没有任何用处。
那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批判到底源自何种观念呢
13号,施永青又发了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在生育问题上提出一些不合常理的意见?
我们可以来拜读一下
施总认为,自己发出这种观点,是为了引发社会思考。
避孕套破坏了人类祖先繁衍后代的设计,人类不想生孩子但是进化使得人类有性欲必须进行性行为,避孕套的发明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底层代码。是避孕套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种趋势,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避孕套的功能。
所以在施永青看来,给避孕套扎眼的论调,是一场思想实验,目的是证明社会危亡的责任在于个人。
这是我之前批判过的,保守主义者对性愉悦的敌意。他不一定禁止你CCB,他甚至鼓励你CCB,但是目的一定是产出他需要的结果,就是多生孩子。
当你CCB的时候,你必须将你的CCB这个行为连接到家庭和生育等社会功能上才能合法化。如果你只是说我爽,我舒服,那不好意思,你这属于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没有对于欲望的主体性。
换句话说,你必须首先无条件的,证明你自己有益于婚姻、家庭、人口、民族或者某种宏大事业。你的快乐本身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必须依附于一个比个人更高的目的。你这是典型的安卓思维。
你说面对广泛的这种保守主义思维,铜头皮带不抽行吗?这种观念我们确实应该批倒批臭,我们应该天天批,日日批,凡是有老保胆敢站出来表达这种逻辑,不妨批他个三花聚顶,骂他个五气朝元。
进一步,施永青还认为,
現實是大部分政府在處理生育問題時「開壞了頭」,選用了經濟補貼的方式去鼓勵生育,導致生育變作可換取經濟利益的行為。以致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演變成:現在的補貼不足夠,政府應再增加多一些才能有效果。
而他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认为经济补贴效应有限,不支持政府增加补贴。
这又反过来支持他之前的看法,那就是挽救生育率不能靠经济刺激,必须要靠给避孕套扎眼。
如果说刚才的思维还在保守主义的框架里面,那么现在好了,直接堕落到暴秦那套法家框架里面去了。
你民众不需要有议价能力和拒绝能力,这些都是实现公共目标的阻碍,
他说政府补贴“开坏了头”,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坏,那到底坏在哪儿呢?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补贴让人们开始认为:既然社会需要我们生孩子,那么社会就应当多承担一些成本。政府给得不够,人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
施永青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公民是不可以对于自己的长期支出,照顾劳动,潜在风险,向政府表达意见,要求公共财政进行分担的。
《商君书·弱民》明确提出“务在弱民”,这道理很简单,因为独立的财富志向和生活追求,这是抗拒国家动员的重要因素。治理者想要从人们身上收获什么,就必须削弱不提供什么的能力,如果政府什么东西都想索要,那么就什么东西都要削弱,最后就只概括为一个弱民。
其实,整体来看,香港是中国最不需要担心人口老龄化地区之一,因为虽然香港人自己不生孩子,但是香港有着整个中国大陆作为腹地可以虹吸人口。甚至都不需要放开打工签证,只需要把优才通高才通这些政策稍微往下调一调,就无数211 985的顶级打工牛马抢着跑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去工作,生活,拿香港身份
那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公然的说出来?第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地产商。
把不生育的原因归结为避孕工具,可以回避对生活条件,特别是房价的追问。
研究明确指出,楼价每上升1万美元,无房家庭的生育率便下跌2.4%。这个数据在中国也是成立的,香港的房价收入比有数据是14.1倍,意味着普通家庭需不吃不喝十几年才能置业,总和生育率是0.733,每个女性一生只生育0.73个孩子。
上海房价收入比大约25倍,总和生育率只有0.58,上海在人均GDP远低于香港的情况下,做到了生育率比香港还低,原因就在房价,属于是遥遥领先,让后来者永远追不上!
易君健、张俊森2010年发表于《Economic Inquiry》的研究,使用香港1971—2005年的年度数据,量化分分析房价和生育率的关系,其模型分析结果认为,住房价格上涨能够解释研究所讨论时期内约 65%的生育率下降。
结论很清楚:香港低生育率的主因在住房,而不在避孕套。
所以作为中原地产的创始人,吃的是中介的饭,生意和楼市利益完全一致,趴整个行业上吃得盆满钵满,他必须把自己身上的原罪丢出去。
第二,把生育宣布为人人必须履行的责任,可以压低社会责任。
按照一般社会的原则,收税要收累进税,意思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收入越高,交的比例也应该越高。生育也是一样的,既然如此看重人类繁衍,认为是一种责任义务,为什么一定要平均分配,而不是按财富和地位分配指标呢?
像施总这样的有钱人,他的孩子生下来就有大笔财富继承,社会也围着他的家族运转,有大量资源可以生孩子,像这样的人最有生孩子的责任,应该规定,强制生他个100个200个,生不出来就罚款,把他的家产罚到和孩子数匹配,我看这样比较妥当。
实际运行当中,虽然不至于这么极端,有钱人也生不出100个200个,那怎么办呢?就对有钱人课税,向生孩子补贴
为什么不这样讨论呢,因为如果这样讨论,大家不可避免就要讲税收、公共服务和财富分配。所以他必须把政府补贴生育描述成“开坏了头”,因为他担心公众不断提出更多要求,担心政府收税收到自己头上。
总结下来就是,低生育的原因,要尽量离我自己远一点;提高生育的责任,要尽量离分配我的财富远一点
之所以要认真分析施永青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上还有很多拥趸,所以不得不把他的话拆开逻辑跟大家掰扯清楚。
有人说这不对,你这可是有点装外宾了了,他这样的人哪有支持者?避孕套扎眼,太反常识,太反伦理了。你别说给避孕套扎眼,就是鼓励多生孩子,平时再沸腾的人,你让他们生孩子他们也不生,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对着老鼠说鸭头的人。他们自己也没生几个嘛。
我说,骂他给避孕套扎眼,和反对他的思维方式,是两回事。像施永青一样思考的人恐怕在我们社会不在少数哩!
比如有一种说法前两年大行其道,叫工会都是流氓,只会给自己的会员争取利益,都是骑在工人身上的吸血鬼,你不敢有的是人干,把企业赶跑了,就业怎么办?
你认为他是要批吸血鬼吗?其实不是,你问他工人怎么办?他完全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反正就是嘟囔来嘟囔去,至于怎么样改善劳工阶级的具体境况,他完全不知道,他也没有任何打算知道,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要讲,没有人应该有谈判权,让你拉磨你就拉磨,让你耕地就耕地,哪那么多屁话。
此类诸公,和施先生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只是由于扛着一面宏大叙事的旗子。所以,不好辨认出来罢了。
思维应该是自洽的,一致的。如果生孩子的行为应该由自己决定,那么如何和资本谈条件,也应该由劳动者参与决定,你单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不能被人口目标随意支配,凭什么又认为别人的时间和身体,应该无条件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伟大目标的自主和谈判权,这些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只在自己付出代价的时候要求自主,只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呼吁谈判,那么施永青这套流氓逻辑,就一直有生存的土壤。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Après moi, le dél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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