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站台离世家属称：有AED未使用、路人欲施救被阻止；起诉车站

2025年12月，一名59岁男子倒在上海松江站站台后不幸离世。家属称，当时工作人员未使用AED或进行心肺复苏，路过乘客欲施救被阻止，车站方面对死亡有一定责任，遂提起诉讼，但一审被驳回诉请。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

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判决书显示，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家属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有效证明车站违反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且与死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车站在该事件中已经尽到合理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

▲据监控画面，2025年12月24日21时06分许，有路过旅客蹲下 受访者供图

11月13日，死者女儿张女士（化姓）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一审判决后她已提起上诉，目前正等待二审开庭。

“有AED未使用，路人欲施救被阻止”

张女士介绍，2025年12月24日晚21时许，她59岁的父亲张某某（化姓）在上海松江站乘车时突发身体不适，倒在了站台上。父亲倒地后，车站工作人员拨打了120，约9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最终未能挽救回他的生命。

上海市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载明：“2025年12月24日21时07分出车，21时10分到达现场。车到时，患者平躺于地上，意识不清，身旁无呕吐物，无二便失禁，呼吸、心跳均已停止。车到前，无人行心肺复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松江医院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张某某于2025年12月24日22时17分死亡，死亡地点为“来院已死”，直接死亡原因为“猝死：心源性可能”。

针对父亲的离世，张女士认为车站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当时，有一位路过的旅客想要对其父亲采取心肺复苏等施救措施，却被车站的工作人员制止了。此外，松江站配备AED且距离站台不远，但工作人员全程未使用。

▲“上海铁路”公众号文章截图

张女士提供的现场监控视频显示，2025年12月24日21时06分许，一名路过旅客在已倒下的张某某身边驻足，随后向铁路工作人员作出按压动作并蹲下，铁路工作人员随即作出制止手势，该旅客起身提起行李，驻足片刻后离开。

在诉讼中，车站方面解释，“当时工作人员询问驻足旅客是否是医生，对方没有回应，工作人员即要求旅客不要围观。车站有红十字志愿者但是兼职的，志愿者与120急救人员同时到达现场。”

死者家属起诉车站索赔，一审败诉后上诉

今年7月，张女士将上海松江站的运营管理方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一审判决书显示，张女士诉称，张某某摔倒后，车站工作人员不予施救也没有尽力施救，延误急救时机，并拒绝其他旅客施救，对其死亡有直接责任。张女士认为，被告作为管理者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本案损害后果应向原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她主张的赔偿金额是死亡赔偿金的50%即96万余元。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辩称，铁路工作人员在事发后5秒到达现场处置，后协助120救护员在9分钟内到达。事发后，车站也及时进行广播寻医未果。在整个过程中铁路方已尽到了积极救助义务。其作为火车客运站的管理者，不能以医疗机构的标准要求其进行合理诊断、治疗，也不能对其苛以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

▲一审判决书截图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依据事发时监控视频等证据可以确定，事发后铁路工作人员及时查看张某某情况，即刻拨打120和110。张某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写明死亡原因为“猝死：心源性可能”，系自身健康原因，且事发视频可以看出，其他旅客驻足时张某某有转头等动作。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有效证明被告违反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且与张某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该院认为被告在该事件中已经尽到合理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

今年10月8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驳回了张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书截图

一审判决后，张女士提起上诉。她在上诉状中称，车站方面一审时辩称“工作人员询问驻足旅客是否是医生，对方没有回应，工作人员即要求旅客不要围观”，但监控录像显示，工作人员未与旅客进行任何语言沟通，而是直接举手阻拦，持续约三秒。张女士称，被上诉人该陈述与监控事实直接矛盾，她认为被上诉人存在过错。

目前，张女士正在等待案件二审开庭。

律师谈“非专业医护人员救人”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了“有一旅客在张某某身边驻足并向铁路工作人员作出按压动作并蹲下，铁路工作人员和其交流后作出制止手势，后该旅客离开”的情况，也采纳了上海市松江区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所述“车到前，无人行心肺复苏”的情况。

此事件中，车站工作人员被指“制止路过旅客施救”的情况，引发讨论。

对此，北京京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科律师认为，本案中，车站阻止热心旅客施救的行为实无必要。根据《民法典》第184条——即俗称的“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立法本意是为见义勇为者撑腰，消除公众“不敢救”的后顾之忧。

北京兴伟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子华律师同样表示，火车站是人流密集区域，管理者应当对旅客突发疾病有相应预案和人员培训。本案中，车站配备有紧急除颤设备，且此类紧急救助设备就是方便在突发情况时，非专业急救人员也可以按照操作步骤进行“傻瓜式”操作。

朱科认为，铁路车站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人，同时作为客运承运人，对旅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突发疾病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

朱科表示，法律并不要求车站工作人员达到专业医生的诊疗水平，但车站应建立急救应急预案、对在岗工作人员开展急救技能培训，保障急救设施在事发时能够落地使用。朱科认为，“本案中，车站在急救管理、现场处置上存在疏漏，或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与救助义务。”

“当然，因死者自身存在基础疾病，车站方面最终的责任比例，应结合证据，由裁判机关客观公正认定。”朱科说。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