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1.7万剩1.1万，红二方面军凭啥与红一红四并驾齐驱

长征史上的三个方面军，摆在纸面上的数字极不对称。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余人；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兵力高达八万余人。而红二方面军的底子——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时只有一万七千多人，1936年10月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还剩一万一千余人。

出发时人最少，走到终点时人还是相对最多的一支。毛泽东在保安见到贺龙时，把话说得很直白：“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一个“没有蚀本”的奇迹，当然不足以解释“方面军”这三个字的分量。三大主力的并列，从来不按人头分配，而是按对革命全局的贡献称量。

首先，红二方面军最早拿出的是“把自己押上去”的战略担当，在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转移的时候，红二和六军团留在了湖南、湖北，贵州和四川，并且被要求去牵住南方的国民党的重兵了。在湘西的攻势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歼灭了敌人三个旅的大部，并调动和控制住了国民党十一师又两个旅的兵力，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突围的压力。

直到1935年秋天，当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三十个团去围剿我们南方的苏区的时候，他们还要承担另一个负担：主力先走了，他们留下来牵制，并在牵制完了之后自己再想办法去突围、去追击他们。首先为我们全集团扛住，然后替自己去找路，这是红二方面军从一开始就在接受的命运。

真正地让红二方面军在军事上站得住脚的，是在乌蒙山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回旋战。1936年二三月之间，国民党的约二十万兵力都在把我们的红二和六军团包围在了乌蒙山区，并企图要困死，饿死，冻死我们的战士，在这片“好像是进鬼门关的”深山里。

贺龙、任弼时没有硬打，而是带着我们的部队在赫章、威宁县，还有镇雄之间来回转，忽东忽西地调动敌人去制造空隙。贺龙后来就说是这样说：“不管他们是什么黔军，川军，中央军队，都把他们都吃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毛泽东当时还笑着说承认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上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都被你们转晕了，硬是把它们给转出来了。”

一场被叫做“运动战的最高级”的乌蒙回旋战打得不只是突围，而且也使得一个部队在一个很不利的情况下去保存自己，并拖着敌人。

但是如果只要会走，会打仗的话，红二方面军还不足以成为压舱石。它真正的分量是在甘孜会师之后显示出来的，在1936年7月的时候，我们的红军的红二和六军团，还有红三十二军组成了一个我们所叫做红二方面军。

这时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微妙的一个局面了：张国焘他以前就另外立了一个“中央”，虽然他是被迫取消了，但是他的心里面还不愿意去北上了，看到了我们这个新的方面军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就想让我们拉着他到自己这一边。

贺龙、任弼时还有关向应他们给我们的答复就是拥护党中央的方针去北上抗日，不听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甚至任弼时他还专门找了很多干部去谈话去把思想弄通了，贺龙他也直接说他不会跟他们一起去搞分裂。

邓小平后来对这个评价说：“红二方面军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向北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数最少的方面军在关键时刻他能够变成了一块稳定下来的砝码，压住了可能要倾覆全局的裂缝。

还有一样被大家常常忽略的是这支部队有一种容纳“外人”变成自己的份量，在1935年的6月，在忠堡战斗的时候，我们红军俘虏了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他可是保定军校炮科出身的人了，而且还有说过要抓贺龙的意思，按旧军队的规矩俘虏他们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局。

但贺龙给他治病，并跟他讲红军为谁打仗，张振汉留在了红军学校做战术教官，把炮兵测距，阵地的选择还有火力的组织他一样一样地教给红军战士，围攻龙山时他亲自拿着炮打，两次炮弹把工事打掉，他们用一个俘虏来的中将军官跟着二方面军走过雪山，过了草地，一直走到陕北，他们可以把敌人变成同志，也可以把俘虏变成教官了，这种胸怀就是战斗力。

问红二方面军怎么跟一和四并驾齐驱呢？并不是因为兵力多，而是它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它放上去的自觉的战略，在绝境当中想出来的一些军事上的智慧，是在分裂危机的情况下，不拿原则做交易的那股定力以及把各方面的人拢到一起的一种容纳。方面军的这个称号并不是给一个兵员多的人留下的，是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扛下了它该扛起的那个分量的人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吧，就是红二方面军靠什么跟一四齐驱呢？不是靠兵员，而是他最需要的时候把他自己放上去的那种自觉的战略意识，在绝境的时候想出来的一些军事上的东西，是在分裂危机中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一种定力和他有各种各样人拢到一起容纳下的量。

1936年10月22日的时候将台堡的会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发生了，就是说那堡上面插满了红旗，广场上唱歌，欢呼的声音，还有一些笑声混在一起，一方面的同志把他们准备好的粮食和棉衣递给他红二方面军的人，在红二方面军的人接住，眼睛里带着泪。

红军一共走了一年的时间，转了两万多里路，过了一些雪山，过了一些草地的时候站在这样的一种人面前有一万多人。数字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一个东西了。

“没有蚀本”的分量，就要从数字上面来看了，在从桑植出发的时候有一万七千多人，一路上牺牲了一万多人，在到陕甘的时候还有一万多人，这是三大主力里面伤亡比例最小的也扩红最多的一个队伍了，在桑这个地方流传的歌谣说：“扩红一百人只要一歇，扩红一千人只要一个晚上，扩红一万个人只要转一下眼睛。”就是一路上用一种信任感去把老百姓的孩子给带到这个军队里来。保存下来的一个个骨后来都变成了一个种子。

干他

会师以后不久他们就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开到晋西北抗日前线了，方面军的称号留在了历史中，可是这一个队伍带着出来的东西没有留下来，在绝境当中不散架的一种定力，在岔路口上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那种清醒和他把那么多种人的拢到他身边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量。

历史来衡量一支军队的时候并不是数人头而是它在最吃紧的时候它有没有扛起它的那一份重量来。红二方面军用了一万多人，所以他的名字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就和一四一样了，不是照顾了，是靠了一个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