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半,广州地铁琶洲站,晚高峰的人流涌向闸机。但有一部分人刷了卡并不出站,而是熟门熟路地往负一层的夹层一拐——拳击台、三百多组器械、十几片匹克球场,灯光打得通亮。有人脱下西装,先打一小时拳,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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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ATP便利店
这座城市里最典型的“过客空间”,第一次让人想停下来。
同样的场景,正在深圳、苏州的地铁站里出现。乍看之下,这不过是又一则健身消费的新鲜事;但如果只停留在“地铁里也能撸铁”的新奇,就错过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中国用二十多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铁网络,当里程竞赛落幕、票价开始松动,这些庞大地下空间的下半场,究竟该怎么过?
一、那些健身房,都开在“多余”的地方
先看琶洲。这片约8000平方米的综合运动空间,配备300多台器械,设力量、拳击、乒乓球、匹克球等区域,年卡380元、月卡99元,单次私教课约199元。价格公道,人气旺盛:自2025年10月投用以来,仅琶洲、天河公园两个站就累计服务市民超7万人次,高峰时段常态化约满,周末往往要提前两三天订场。
下图:这个健身空间总面积超8000平方米,配备300余台健身器械。场地功能分区丰富,不仅有常规力量训练区,还设置拳击区、乒乓球区、匹克球区,配套更衣室、淋浴区,运动后可简单洗漱再搭乘地铁,非常方便(图源:大湾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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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它的来历。这里本是车站一处换乘预留夹层——为未来线路预留的空间,在新线建成前,可能一直空着。广州地铁的做法,是把这块“暂时用不上”的地方先改成匹克球馆,再一步步扩成今天的运动综合体,还正式注册了“悠能量”运动空间品牌。
其他城市的做法如出一辙。深圳黄木岗站是全国第一座建在地铁站里的运动馆,2024年投用、今年9月扩到约4000平方米,日均订场率超过80%。苏州则是一大一小:西津桥站把41平方米的闲置商铺改成无人健身吧,5分钟内免费、1小时9.9元;时代广场站则把地下车库改造成上万平方米的运动综合体。
下图:苏州西津桥站把约41平方米的闲置商铺变成无人健身吧。虽然只有跑步机、龙门架等常见的健身器材,但胜在不用办卡,不用预付大额费用,5分钟内免费,1小时内9.9元,超过1小时按0.3元/分钟收费(图源:ATP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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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案例并排放在一起,一个共同点浮了出来:它们都不是新建的,而是“腾”出来的——换乘预留夹层、地下车库、闲置商铺,全是过去被认为“多余”的地方。而这些“多余的地方”,数量可能远超想象。
二、城市里巨大的“隐形闲置空间”,藏在地铁里
过去几年谈城市更新、谈存量盘活,目光大多盯着地面上的写字楼和商铺。空置率是显性的,有统计、有报告、有季度榜单。
地铁里的闲置,却是另一种存在。它不计入商业库存,不出现在空置率报表里,甚至很少被人意识到。换乘预留夹层、地下车库、废弃商铺、设备层边角,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副产品”:为未来线路、为安全冗余而预留,却可能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沉睡。
这是一种“制度性闲置”。空间产权清晰、位置极佳、客流巨大,却因为功能被锁定、机制没理顺,无法产生价值。它不是没有用,而是没有被允许“暂时用起来”。
规模有多大?截至2025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超过1.1万公里,仅上海一地就有906公里、523座车站、日均客流超1000万人次。几千座车站,每一座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边角料”和“预留地”,它们随着每一个换乘站的建成而不断累积,构成一个规模庞大、却始终没有被完整盘点过的空间富矿。
下表:截至2025年12月31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3条,运营里程11710.3公里,车站6680座(图源: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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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的空置,是“明面上的存量”;地铁里的预留空间,是“看不见的存量”。当城市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运营,后者很可能是下一个体量最大、也最考验治理智慧的更新战场。
三、为什么是现在?因为地铁公司的账本变了
这些空间一直都在,为什么偏偏是今天才被想了起来?答案,要在它们的业主——地铁公司的账本上找。
地铁是一门“生意爆棚、却年年亏钱”的生意。客流巨大,票价却长期被压在低位。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在31个已公布年报的城市地铁公司中,扣除政府补助后仍能盈利的,只有武汉、深圳、济南、上海、常州五家,其余26家全部亏损。行业测算显示,2019年全国轨道交通企业每公里运营成本中位数约1126万元,而票务收入中位数仅约556万元,缺口超过570万元。
下图:根据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6年上半年,广州地铁营业总收入约166.47亿元,同比增长10.50%。但营业利润4.15亿元,同比下降64.53%;净利润 -2.77亿元(图源:格隆汇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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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款这条路越来越难走。就在今年9月,上海为地铁票价调整召开听证会,拟将平均每人次票价提高近1元——这是这座城市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但涨价终究有天花板,真正的破局,在另一本账。
过去二十年,地铁公司最成功的商业模式是“轨道+物业”,即TOD:在车辆段、站点上盖盖房子、卖楼,用一次性的土地收益反哺运营。深圳地铁是其中的典型,其利润曾有超过七成来自站城一体化开发,被戏称为“被轨道交通耽误的房地产商”,对外经营的商业面积已达138万平方米。
问题在于,这套模式的底层是房地产。当楼市进入下行周期,“上盖卖房”的旧路也随之见顶。
这正是两种逻辑的分野。第一代TOD卖的是“空间”,赚一次性的土地红利;而地铁运动馆卖的是“时间”——把客流留下来、把坪效做起来、把闲置空间转化成持续的经营性收入。从“卖地卖房”到“运营时间”,地铁公司正从一家运输企业,被迫变成一家城市运营企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健身房能开出仅380元的年卡。传统健身房最贵的成本是租金,沿街商铺的高租金最终都要转嫁到年卡上,于是才有了预售制和屡屡发生的跑路风波;而在换乘预留夹层里,空间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被高租金杀死的平价业态,自然就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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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广州日报本地通
地铁公司手里最值钱的,正是每天上千万次穿过车站的人流,以及那些等待被重新定义的空间。过去,这些空间只是让人通过的“通道”;现在,它们要成为让人停留的“场所”。
四、通道变成场所,我们正在抓紧补课
其实,把车站变成目的地,中国并不是首创,只是晚了很多年。
纽约中央车站的四楼,从1966年起就是一座网球场,至今仍在营业;东京上野站的JEXER健身中心2006年开业,在5400平方米的空间里塞进了25米泳道的泳池和桑拿房。首尔、伦敦、巴黎的大型枢纽里,也都有成熟的站内健身空间。
下图:首尔纛岛站是高架站,通过车站内部空间的再利用推出了Fit Station健身房,在这里主打的是团课小班的教学(图源:@Korea Joo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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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别人在半个世纪前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车站不只是交通设施,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容器。
中国用二十多年,在地铁里程上完成了对世界的追赶,上海的网络规模更是全球第一。但“建完之后怎么用”这门课才刚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衡量地铁的标准只有两个字——“通了”:通了多少公里、省下多少分钟、连接多少新城。建设的逻辑压倒了运营的逻辑,地铁里的商业,也大多停留在快剪、自动售货机和彩票店。
里程竞赛已经结束,空间运营的竞赛才刚开场。
回过头看上海,它并非没有尝试。2022年,11号线上海西站就把一处长期闲置的下沉广场,改成了“洛克公园”潮流运动中心,一度成为网红。但它始终没有生长出广州琶洲那样8000平方米、累计服务7万人次的现象级项目。
下图:2022年,在上海地铁11号线站点上海西站B1层下沉式广场,新建的“洛克公园潮流运动集市”投入使用(图源:市民体育动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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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缺什么?它不缺客流、不缺车站、不缺空间,也不缺运动热情——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已达56.5%。它真正缺的,或许是一套把“交通配套设施”当作“经营性资产”来运营的机制:这些预留空间的产权如何界定、收益如何分配、谁来做长期运营、能不能从“临时用一用”走向“常态化经营”。这些问题,不比再修一条新线更简单。
当建设的狂飙退去,真正的功夫,可能就藏在那些曾经被视为“多余”的夹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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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ATP便利店)
原创作者: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胡珊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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