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琪:“杭州杀妻案”在微博平台的传播

景琪(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社交媒体的出现为社会新闻后续舆论的产生提供了滋生发酵的平台，本文以2020年杭州杀妻案的微博传播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社会新闻在微博平台中的传播规律，并基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治理建议。

【关键词】社会新闻；“杭州杀妻案”；舆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

一、作为社会新闻的“杭州杀妻案”

（一）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是指涉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其中包括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从而反映社会风尚的新闻为主。社会报道是关于人和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是以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为基点对现代社会加以分析，并表现生活、意识、社会问题、现状等，有深刻意义、有思想教育、有宣传意义的社会新闻类报道。因为对社会事件要求的强度较高，所以社会新闻往往又有着影响力较大、传播速度较快、持续时间较短的特征。

（二）社会新闻的传播特点

社会新闻一般以民生新闻为主，影响范围较广，所以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传播者影响社会新闻的传播力大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大大增加了社会事件的曝光量，也提高了社会事件的传播效率以及社会事件的影响力。在该案例中，官方主流媒体具有较高的参与度，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事件跟进、及时报道后续事件处理结果，并采用直播等传播手段，增加了受众实时参与度，推动了事件的传播，扩大了影响面。

其次，社会新闻具有受众、事件类型、性别关注度相近性。社会新闻涉及范围较广，内容类型也较多，受众对于其接受的社会新闻类型具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在该案例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受众对于相关事件和话题的主动选择，关注该案例的受众也更多以女性为主。

最后，舆论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社会事件的传播中，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传播的高速化、受众讨论形式和话题的多样化无一不在催动舆论的高速发酵。同时，官方机构在内容发布方面存在一定的延迟，给谣言等假新闻的发酵提供了可能。

（三）社会新闻的报道要求

首先，要严格选择和取舍新闻素材。社会新闻涉及范围较广，在同类型新闻选择中，需要考虑新闻来源是否真实、题材是否典型、是否具有传播价值，只有选择恰当的主题和素材，才能够达到有效传播新闻的效果。

其次，社会新闻报道由于受众较广，受众接受信息的门槛较低，所以社会新闻报道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舆论导向。社会新闻的报道要做到站位高，处理好舆论导向与受众可读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防止新闻媚俗化、庸俗化，强化社会新闻的正确导向。

最后，报道的社会新闻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社会新闻作为民生新闻，涉及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新闻报道虽然是对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报道，但其最终反映的是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社会新闻要做到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重视其中的正面题材，但也不能排斥反面教材表现出来的教育意义。

（四）“杭州杀妻案”简介

2020年7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堡北苑小区发生一起女性失踪案，许国利的妻子来惠利失踪。

16日，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小强热线》初次报道杭州女性离奇失踪事件，微博词条“#杭州女子午夜失踪 监控全无踪迹#”阅读量达到1.3亿。不少自媒体探访、直播涉案小区，推动网络热议。警方随即设立专案组调查。

23日10时左右，网络上开始流传假的警方通报图片。半小时后即被澄清。21时许，“@杭州公安”微博公布警方通报，明确告知失踪女子已遇害的消息，丈夫许国利有重大作案嫌疑。

25日，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许国利确为犯罪嫌疑人。

8月6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批捕犯罪嫌疑人许国利。

2021年1月5日，该案被移送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择期宣判。

7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许国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许国利不服，提出上诉。

2022年1月2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审理被告人许国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许国利进行最后陈述，认为一审判定事实不明证据不足，要求宣告无罪。本案另择期宣判。

二、杭州杀妻案的微博传播主体

（一）主流媒体、官方机构媒体和舆论领袖

在案件发生后，以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相关后续报道。从案件的侦破过程到案情解疑再到首次庭审结果宣判，到目前为止，媒体对犯罪嫌疑人许国利的宣判结果仍在持续关注。

杭州公安机关开设微博、客户端等社交账号，公布查案视频，对案件进行持续公开，结合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传播速度快的优点，有效发布案件有关正面信息，受到受众舆论的充分肯定。同时，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官微也相继使用警方发布的资料制成“杭州警方搜集证据侦破案件经过”视频和长图，对公安机关侦破案件过程中的正面行为进行解读，有效抚慰受众心理。此外，针对相关舆论中少数不理智发言，部分警务类大V博主法医秦明、江宁婆婆对此进行驳斥，防止舆论被不理性发言引向偏激，进一步加强了主流媒体传播信息的效力。人民日报更是对杭州杀妻案新闻发布会和后续庭审现场进行了相关直播，吸引了千万人对案件后续的关注。

（二）微博普通用户

舆情大数据平台齐鲁晚报·齐鲁蛙眼以“杭州女子失踪案”为搜索内容进行全网监控。通过对2020年7月23日至7月24日12时之间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结果显示，全网与该案件有关的讨论量为321833条。

“杭州女子失踪案”案件信息传递过程中，新浪微博的有关信息占比最高，高达95.91%。

从新浪微博热搜话题进行分析，以#杭州一女子午夜离奇消失#、#复原杭州女子失踪前活动踪迹#、#杭州警方公布女性失踪案件#、#揭秘杭州失踪女子丈夫#、#杭州女性失踪案后续#相关话题为主，有关话题达160个，2020年7月23日至24日上午，微博词条#杭州警方公布女性失踪案#显示已“爆”，并长时间达到热搜第一，截至24日12时，该话题阅读量达到11.2亿，讨论量高达23.6万。#杭州女性失踪案后续#话题阅读量高达18.9亿，讨论量30万。

大数据平台对该事件中受众表现出来的情绪关键词进行监测，数据显示，“杭州女性失踪案”有关发言中，敏感信息占比较大，高达83.19%，主要是网民对警方最新发布的通告中“失踪女子已遇害”“丈夫有重大嫌疑”表现出的非正面评论，对网曝相关的细节信息表达出的“吃惊”“害怕”“后背发凉”等非正面情绪。该事件被曝光初期，舆论讨论较为单一，多数围绕案件本身展开。随着媒体不断深挖真相，大量信息曝光使得舆论场疑云丛生，社交媒体用户对媒体报道的专业性和真实性表达怀疑。警方公布官方通报、召开新闻发布会后，舆论讨论内容渐渐多元化，其中对警方工作的肯定声音占据主流。通过关键词云不难看出，“杭州女性失踪案”有关的信息传播中，关键词“警方”“杭州”“女子”“失踪”出现概率最高，“丈夫”“尸体”“化粪池”“后续”等关键词也比较受网民和媒体关注。

三、杭州杀妻案的微博传播形成与发展过程

（一）爆发点

该案件作为一个失踪案引起社会反响，经历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最终发展成十数亿阅读量的热点社会新闻，与其本身充满话题性、传播途径多样等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话题性是该案件最为主要的特点之一。2020年7月16日，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小强热线》首次报道杭州女子离奇失踪事件，在该节目中，失踪女子来惠利的丈夫许国利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说明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况，“穿着睡衣吊带”“她一个人走不出这个小区”，引导媒体报道从寻找失踪女性的角度介入。在微博平台中，对于该案件的词条也最早出现“睡觉时离奇消失”“监控全无痕迹”“夜半消失”“人间蒸发”等细节，尤其渲染其中的悬疑色彩，利用网络大众的好奇心，吸引无数网民参与讨论。尤其是2020年7月23日至24日上午，微博词条#杭州警方公布女性失踪案#热搜显示已“爆”。

其次，多元化是该案件中传播途径和传播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这个特点刺激案件有关舆论不断走热，最终发展出现“全民云探案”现象。在舆论发酵爆发过程中，各自媒体及网络红人纷纷实地探访涉案小区，走访失踪女性家里、车库、楼顶以及网民猜测的窨井、电梯井等地点，为事件本身带来更多曝光量，吸引关注此事的受众深入注重事件细节，从案件细节尝试拼凑出事件梗概。同时，涉案小区不同物业人员，邻居都成为采访对象，源源不断地给网民提供讨论素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明显的传播共振效果。

最后，自媒体的积极加入给案件增加了更多曝光量，一些网络红人利用短视频平台等到案发小区进行直播，更有甚者上传涉案小区内部视频，受众好奇心被激发，在短时间内，视频播放量达到上千万。

（二）讨论的扩散

第一，网友对该事件的走向不断进行预测。在该案首次报道后，便有网友不断在网络上发表对该事件的看法，并提出事件存疑的部分，对于许国利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淡定和从容表示疑惑，建议警方从身边熟人作案入手，形成了一定的全民探案风气。

第二，谣言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的产生。首先，案发小区人员较多，从而导致警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取证的视频和图片接连流出；其次，从媒体方面来说，部分媒体为了获取流量，不断公布从“相关人士”“接近警方人士”获得的案件相关侦查消息，无一例外，这些信息最后表达的都是失踪女子已经遇害的可能；最后，2020年7月23日，一张落款为杭州公安的官方“假通报”图片被发布，经过“@央视新闻”等几家官方媒体的转发，多数关注此事的网民都信以为真，除此之外，警方第一次发布的辟谣内容与“假通报”使用的措辞在很大程度上相似，接连不断地反转令舆论场疑云密布，给大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和讨论空间，推动舆情迅速升温。

第三，产生了舆论搭车现象。案件调查结果发布后，网友并没有停止对于此类案件的讨论，媒体和受众依然在进一步挖掘嫌疑人信息，从而猜测凶手作案细节，例如凶手曾购买创可贴、洗洁精，是否在为作案做准备；而案发现场细节图片也被曝光，案发前嫌疑人曾购买美工刀等工具，被猜测为作案工具；同时，《中国新闻周刊》爆料，在许国利的第一段婚姻中，还曾长期家暴前妻，据此推测许国利有牵扯18年前一起相似命案的可能。此外，在该案件爆出不久后，短期内相似的女性失踪事件开始引发讨论，如四川安岳一男子杀害熟睡中的妻子、南宁女性与男友同居7年后失踪等，媒体都在新闻标题中突出“熟睡中杀害”“离奇失踪”等相似情节，引起大众的关联讨论，由此引发较为显著的舆情“搭车效应”。#It's always the husband#词条也引发了一波网友“后背发凉”的情绪。

第四，网红直播乱象的产生。对于那些蜂拥而至案发小区进行直播由此赚取流量的不当行为，有部分媒体做出相关评价，如《新京报》发布文章称，“真正的‘红’，靠的是专业能够生产优质内容的能力，而不是听说有热度，就像苍蝇一样蜂拥而至，争相‘逐食’。”在警方透露案件有关细节后，各短视频平台很快出现了低俗、恶意、无底线的“玩梗”现象，部分网民留言戏谑“两吨水警告”“绞肉机威胁”以及“感谢老公不杀之恩”等。法制网、《北京晚报》等媒体发文评价称，用段子来对悲剧进行调侃是不顾道德底线的行为；微信公众号“北京政法”发表文章，把令人发指的作案手段，变成朋友圈里用于交流的词汇、表情，不仅挑衅了公序良俗，也对法律规则不够重视。

三、微博等社交媒体参与下的“杭州杀妻案”传播乱象

（一）谣言的产生

第一，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在互联网发展条件下有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信息也随之具有传播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在本案例中，杭州公安“假通报”流出，随着官方主流媒体在未辨别清楚情况下的转发，短时间内便在微博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反响，网友的讨论量不断增加，不仅对案情发展造成巨大阻碍，而且由于谣言传播之快，官方媒体辟谣的压力也随之大大增加。

第二，社会生活具有不稳定性，也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机会。相同类型事件的不断发生让人们产生固化思维。在该案件曝光后，不断有人对过往相似案件进行复盘讨论，更有甚者将电视剧场景复刻使用在本案中，在警方进行案件通报前，便有“妻子失踪案的凶手总是丈夫”此类言论流出。

第三，社交媒体中用户发表言论的门槛较低，从而导致谣言接连不断。谣言传播的集群属于群体，因为谣言接受者往往是具有相同身份、相似意识形态的人，它的组成较为分散，且不具有空间上可视化的聚集。也可以通过无法控制谣言的扩散来证明接受谣言的群体的分散性，从而反证其为同一群体。群体成员在群体中都处于一个相似的匿名状态，就导致他们往往会失去正常条件下的管束。微博平台用户在发表言论时，拥有相当比例的自主权和言论自由权，在言论自由风气形成一定的影响下，社交媒体用户的发言往往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会失去部分约束和管制，或者无视这种管制。

（二）网友判案行为

个人言论在引导舆论方向时的影响力在逐渐升高。在大众的出发点中，发表观点，是表达自己关注和希望的合理诉求，希望事件能有公平公正、令人信服的处理结果，在事件处理中既能看到法治精神又能看到对人权的尊重，以此来维系社会的良好秩序，保证公民安全感。网友判案在可控范围内，在当前社会现状下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即对社会施压，能够促使社会有关部门重视部分事件并提高处理效率。但是个人言论在发表的过程中容易被情绪所左右，无法做到理性地节制情感，这种情况下舆论就会变成无谓的群体性语言暴力。

（三）负面导向

1.社会新闻的碎片化报道带来受众的碎片化解读

在社交媒体发展趋势下，新闻发布的价值理念开始转变为更加注重受众体验，从而使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转变为一个“过程性”的体验。而社交媒体在产出社会新闻的过程中，出于对受众使用感和体验感的双重考虑，会对部分新闻报道进行提炼、精简，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但同时也使新闻失真的概率不断上升。残缺的信息使用户处于情绪化之中，用户会利用想象力自行填补新闻报道的空白，导致部分次生舆情的产生。微博平台的热搜词条功能一方面为用户带来便利，缩短了用户从新闻中提取信息的时间，同时也对用户的信息获取完整性造成影响。“标题式”信息获取造成信息封闭，在未获取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用户极易根据生活常识和想象力对信息进行补充。“杀妻案”公布之初，用户仅根据“半夜失踪”“无监控痕迹”等细节，就对案件本身进行大量讨论，不排除情绪化表达的可能。

2.社会新闻报道跟风现象严重，重复新闻报道增多

在社会事件产生后，大量的社交媒体账号会对相同事件进行集中的、重复的、高密度的报道，还会涌现大量相似的新闻，在新闻报道集中、相似的情况下，大众很难分辨哪些账号是具有官方代表性的，也很难说明新闻来源是否可靠。另外，在部分账号只输出观点的情况下，是否具有极端的倾向性和针对性也成了大众需要分辨的内容。微博在舆论引导方面就有“易受不良信息干扰、削弱政治思维能力、主流文化功能弱化、容易促成网络谣言”的负面效果。首先在案件报道之初，涌现出一部分营销账号，以相同话题对案件进行转述以获取流量，在此过程中，部分账号表述一旦产生问题，就会对用户造成固有印象。其次，大量类似案件被重复报道，用户情绪不断被相似案件干扰，由此产生转述失实，造成舆论不断发酵。最后，社交媒体用户很难靠自己的能力分辨发布信息的账号是否官方，案件爆发之后，不断有人发布“从接近警方人士”“案件相关人士”等处获取的案件细节，2020年7月23日，网络上甚至直接流传假的警方通报，落款为杭州公安，引发不少媒体及账号转发，对用户的信息甄别能力造成困扰。

3.情绪化报道会导致新闻报道失实

社会新闻是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新闻。在公众对于某个事件的热情或愤怒情绪传播速度大于新闻生产取证的速度时，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受众喜好，会根据受众情绪撰写指向性比较明显的文章，引导受众情绪的高涨。首先在案件被报道之初，“杭州女子失踪”作为热搜话题被广泛讨论，随着案情逐渐明朗，“杀妻案”话题出现并引发讨论。从失踪到杀妻话题的转变，也引导性别话题的出现和讨论。在用户讨论的过程中，媒体很难权衡是否曝光案件细节、曝光到什么程度、是否对案件本身产生影响以及用户的满意度。在案件细节大量曝光的情况下，受众对案件中令人难以接受的部分产生愤怒、不解的情绪，对案件的传播真实性造成影响。

四、对微博相关传播主体在社会新闻传播方面的合理性建议

（一）主流媒体

不同的媒体角色或定位都会对受众产生引导，从而影响其对社会事件类新闻的关注，而主流媒体作为此类新闻中主要的发声者和信息承载主体，能够满足网民的信息需求，甚至主动引导议题的走向，从而对受众在事件舆论中的发声造成一定的站位影响。反之，如果信息主体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微博舆论，在经历媒体互动的议程处理、多样化传播途径的合作作业及议题转换的深度发掘之后才能够部分满足网民的信息需求，则会使受众从根源上对信息发布者的公信力持怀疑态度。即使事件结束，对于该事件舆论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会马上消失。这种情况下，需要信息主体另外提供有效信息，进行信息的弥补，以重新赢得受众信任，在舆论上反败为胜。所以，主流媒体在社会新闻传播过程中应该做到：

1.加强新闻来源真实性核查

首先，在新闻来源的选择上加强把关，社会新闻具有涉及范围较广的特点，同类型新闻的报道中，既不能全部报道，也不能以偏概全，要以新闻真实、来源可靠、事件典型作为基础选择要素。在新闻采集和写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真实性原则。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其真实性，新闻要素需要以事实为根据。

其次，新闻报道需要从整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走向上反映事实。当新闻报道以持续报道的方式反映客观事实时，必须考虑这些新闻是否能够以社会的局部面貌映射社会的整体；新闻媒体在报道重大事件时，应该通过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状态、特点和其根本从而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在本案中，警方通报前，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案件细节，争取第一手新闻，却忽视了新闻的舆论引导作用，导致大众纷纷质疑媒体报道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例如，《中国青年报》评论称：“媒体从业者还需反求诸己，努力让有根据的事实成为新闻的绝对主角。”微信公众号“考新闻”指出，“新闻媒体一味拼速度、抢热点，反转的不会仅仅是舆论，更是自己作为新闻媒体的专业精神与公信力。”此外，澎湃新闻首席评论员沈彬认为，针对此类案件的报道，主流媒体需要拿出更大的定力，守住真实性、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性的底线，既要及时满足公众的合理知情权，也要严格满足司法程序正义、遵守新闻伦理。

2.正确的价值导向及舆论导向

社会新闻要满足人们的社会性需求，符合正确鲜明的意识导向，关注社会群体的利益。社会新闻的价值在于能否暴露出社会中存在的弊病，能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种事物，能否纠正人们的错误行为以达到以小及大从而改善当今社会现状的目标。社交媒体不断发展环境下的主流媒体在应对社会新闻的采写和传播时，应更加注重社会新闻所传达出的正确价值导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带针对性，不偏颇。

（二）微博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站在公众的立场，将大众需求与引导方向紧密结合，得到公众的信任，并获得网络表达权。网络话语权主体通过受众愿意接受的心理，将自己的观点和需要推广的内容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受众通常会因为先入为主的认可意识而很难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这就要求网络舆论领袖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善用话语权，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首先要确保正确的价值导向，分清是非黑白，守住道德底线，实现自媒体具有话语权用户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引导不正确的价值观，不教唆粉丝，与粉丝保持最合适的距离，不被引导带动。因此，网络舆情引导不仅是内容上的引导，更是情绪上的引导。

2.发声内容以官方内容为准，不加揣测

发声之前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以官方内容为准，为舆情的传播创造宽松、健康的环境，对舆情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倾向予以纠正，使自己的网络话语权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平台及普通用户

微博等社交媒体在社会新闻的传播过程中最容易产生的问题是网络群体极化后出现的网络暴力，这些极端的思想会对秩序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大量的社交媒体用户在新闻产生及舆论导向方面又面临能否真正辨别真假新闻以及能否形成正确价值导向的问题。舆论问题永远存在，而如何将舆论可控化，就需要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做到以下要求。

1.完善用户实名制度

对于个体而言，网络尤其是微博的内容更新速度极快，信息量过大，这让明辨是非有了很大的难度和心理负担。网络平台虚拟性和真实性并存。真实性在于现在基本都需要实名制，而虚拟性在于实名制上网的真实性是相对平台而言的，对隔着屏幕的网友而言还是虚拟性为主。所以这就要求社交网络平台进一步完善用户实名制，加强舆论监管和行为监管。

2.加强法律法规教育，完善相关法律

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导致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监管相应的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社交媒体用户，应当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普及，除了自我道德约束，还要进行法律约束。特别是网络热点舆情中，相关官方权威部门、协会更应该及时、积极、正确发声，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把握好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让网民自觉抵制、监督网络失范行为，摒弃网络语言暴力，抵制虚假舆论信息，建立和谐舆论环境。

五、结语

新媒体发展环境下的舆论问题是我国社会在转型期间表达意见的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既有网络时代的技术特点，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背景，体现了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深度融合。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各级职能部门要从互联网发展的规律与走向出发，按照新时代新媒体环境中社会新闻传播的特点，厘清工作机制，提升舆情管理工作效能。要完善舆情管理方面的工作制度，夯实网络舆情相关机制，做好舆情信息监测、报告、媒体应急和监管，建立网络舆情事中处置流程，完善舆情应对处置、新闻发布机制，实现网络舆情应对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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