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来了”》：为什么老百姓自古就怕官？

《“来了”》

《“来了”》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后来收入鲁迅的《热风》文集中。

这篇杂文篇幅极短，却用一个近乎荒诞的场景，道破了专制社会中民众与权力之间真实的关系。文章开篇，鲁迅写他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民国成立时“早已挂过白旗”。有一天，忽然看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他们”是谁？鲁迅没有说。是土匪，是强盗，还是官兵？没有人知道。民众只知道“来了”，只知道“他们”要来了。于是他们跑，从城里跑到乡下，从乡下跑进城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根本分不清方向，也根本分不清“来了”的到底是哪路人马。因为在那个时代，土匪、强盗、官兵，往往是一回事。有时候根本分不清谁是土匪、谁是官兵，因为官兵可以变成土匪，土匪也可以变成官兵。所以，怕土匪和怕官吏，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看似荒诞的场景，恰恰揭示了专制社会中深层的恐惧机制：民众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来了”的人，而是“来了”这件事本身。因为“来了”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掠夺，意味着死亡。而在这片土地上，暴力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不是偶然，而是结构。

鲁迅在《“来了”》之后，又写了《“圣武”》，两篇是姊妹篇。《“来了”》写的是现象，《“圣武”》写的是本质。什么是“圣武”？鲁迅说得很直白：“圣武”就是“刀与火”。皇朝的武功，历史的更替，说到底不过是“刀与火”的较量。“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的“刀与火”是“圣武”，失败的“刀与火”是“寇”。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圣武”还是“寇”，对老百姓来说，都是“来了”。

“来了”就是“刀与火”逼近的信号。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官兵的刀，是土匪的火，是强盗的抢，是酷吏的刑。每一次“来了”，都意味着有人要被杀，有人要被抢，有人要被烧，有人要被抓。在这种反复的“来了”中，民众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只要听到“来了”，就跑；只要看到有人跑，就跟着跑。他们不知道跑向哪里，也不知道跑出去之后会怎样，但他们知道，留在原地，就可能被“来了”的刀砍、被“来了”的火烧。

这就是专制社会中民众怕官吏的根源。官吏就是“来了”的具体化身。他们带着“圣武”的威权，带着“刀与火”的暴力，带着随时可以降临的惩罚，出现在民众面前。他们不是来服务的，而是来征收的；不是来保护的，而是来掠夺的；不是来倾听的，而是来命令的。民众见了官吏，就像见了“来了”一样，本能地想逃，本能地想躲，本能地想把自己藏起来。

为什么老百姓自古就怕官？

鲁迅在文章中特别点明了一点：大革命之后，一切照旧。“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换了旗号，换了国号，换了官名，但官吏还是那些官吏，权力还是那些权力，恐惧还是那些恐惧。

新的官吏和旧的官吏，在民众眼中，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无论是旧官吏还是新官吏，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来源于上级，而不是来源于人民。他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负责。他们可以随意征收赋税，可以随意征用劳力，可以随意关押、拷打、处决任何人。他们不需要遵守法律，因为法律就是他们制定的；他们不需要接受监督，因为监督权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民众不可能不恐惧。因为官吏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而他们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他们不能抗议，因为抗议会被当作“造反”；他们不能申诉，因为申诉会被当作“刁民”；他们不能反抗，因为反抗会被当作“暴徒”。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沉默、忍受。在长期的恐惧中，他们养成了奴性，学会了顺从，学会了低头，学会了在官吏面前跪着说话。

鲁迅在《“圣武”》中揭示了一个更深的秘密：民众对“圣武”的恐惧，和对“圣武”的崇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怕“来了”的暴力，但他们也崇拜“来了”的暴力。因为“来了”的暴力如果成功了，就成了“圣武”，就成了皇朝基业，就成了万世太平；而他们自己，虽然在这个暴力中失去了生命、财产、尊严，但只要这个暴力结束了，他们就会继续活下去，甚至会歌颂这个暴力带来的“太平”。

这种恐惧与崇拜的合一，正是专制社会稳固的心理基础。民众怕官吏，但他们也崇拜官吏；他们被官吏压迫，但他们也渴望成为官吏；他们恨权力，但他们也爱权力。因为在一个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里，权力是唯一的价值尺度。谁有权力，谁就受人尊敬；谁没有权力，谁就被人看不起。于是，人人都想当官，人人都想掌握权力，人人都想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

鲁迅后来在《灯下漫笔》中把这种心态概括为“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民众怕官吏，是因为他们处在被吃的位置；但他们崇拜官吏，是因为他们幻想有一天也能吃别人。这种“主奴结构”的心理，使专制的轮回更加稳固。因为每个人都想往上爬，每个人都想成为新的官吏，所以没有人愿意废除官吏制度；每个人都想在权力结构中找到一个位置，所以没有人愿意打破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