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军队经商腐败已久，苏林又让公安下海经商，背后算盘不简单！

大家好，我是墨忆。

越南近期接连推出两项政策，表面看似南辕北辙，实则环环相扣。

今年7月起，新版《公务员法》正式落地执行，首次明确赋予公职人员投资非国有企业的合法身份，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支持党员依法依规实现财富增长”。

紧接着10月，越共中央发布第224号特别规定，公安系统在职党员开展股权投资、专业服务及资产运营等经济活动，一律取消事前党组织审批程序。

以“熔炉反腐”震慑四方的苏林，在持续高压查办违纪案件的同时，却主动松开公安系统的商业准入闸门。这一刚一柔的组合操作，并非立场摇摆，而是基于越南政经结构深层症结所作出的精准应对。

越南军队深度嵌入国民经济已逾四十年，其商业版图之广、资本体量之巨，早已超出常规监管能力。此时扩大公安系统的经济参与权限，实质是培育一支可与军方分庭抗礼的新经济力量，构建制度化的权力对冲机制。

这步落子的战略纵深，远超公众视野所能触及的表层逻辑。

不少读者初闻此讯，本能担忧腐败风险加剧。该担忧确有依据，但尚未触达问题的核心肌理。

要真正读懂这场静水深流的权力重构，必须先厘清一个基本事实：越南军方掌控的商业帝国，究竟已膨胀至何种规模？

军企经济已彻底挣脱财政体系约束

截至2025年，由越南国防部全资控股的80余家实体企业，年度总营收达428.3万亿越南盾，超出年初预算目标8.7%，较上年增长11.7%；税前净利润突破70.1万亿越南盾，向国家财政上缴税款53.7万亿越南盾。

其中，军方电信巨头Viettel单家贡献财政收入41.6万亿越南盾，占全部军企上缴总额的77.5%，稳居整个军事经济板块的压舱石地位。

这些企业所涉领域尽为高附加值赛道：在通信市场，Viettel坐拥全国72.4%的移动用户份额，业务网络延伸至非洲、拉美及东南亚十余国；在港口物流板块，西贡新港公司（SNP）主导运营胡志明市核心集装箱枢纽，吞吐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能源板块中，军方石油公司（PVTrans）控制着全国近三成加油站网络与成品油分销主干渠道。

此外，在房地产开发、大型基建承建、金融租赁、跨境贸易等关键经济环节，均有军方背景企业深度布局，形成横跨多行业的立体化商业矩阵。

这种格局绝非短期催生。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越南财政濒临枯竭，国防预算严重短缺，政府被迫允许军队盘活闲置土地、设备与人力资源，开展自主经营以填补经费缺口。

彼时中国也曾试行类似路径，但于1998年果断全面终止军队经商行为。而越南未及时踩下刹车，反而在市场化浪潮中不断放宽边界，使军企从“临时补血”演变为“自我造血”，最终成长为具备完整产业链与资本运作能力的超级经济体。

过去二十年间，越南并非没有尝试收束军企扩张。2007年政府曾出台《军企经营范围限制令》，但基层执行近乎空白；2017年越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再度强调“推动军队有序退出竞争性商业领域”，结果却是大批军企加速登陆河内证券交易所，通过复杂股权嵌套与离岸架构设计，进一步削弱行政监管穿透力。

政策失灵的根本症结极为现实：军队不仅是国家安全支柱，更是越南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决策主体。在现任越共中央委员会180名委员中，现役及退役高级将领占据至少23个席位，涵盖组织、纪检、国安等多个核心部门。重大改革若缺乏军方共识，几乎寸步难行。

触动军企利益，无异于撼动整支武装力量的实际收益根基，阻力强度可想而知。更关键的是，军企每年贡献的财政收入，已占越南国家年度总税收的6.8%，一旦骤然叫停，财政赤字将立即飙升，宏观经济稳定性将面临严峻考验。

由此，军队经商完成了从“应急举措”到“体制惯性”的蜕变——国家照常拨付军费，军企盈利另设账户独立核算；军方既保有法定武力，又掌握庞大现金流，其相对于文官系统的经济自主性持续强化，行政隶属关系日渐松弛。这正是苏林执掌最高权力后必须直面的结构性难题。

公安系统获准经商，真实意图不在创收本身

舆论普遍误读新规为“公安干部可以下海当老板”，实则存在显著偏差。越共第224号文件清晰界定：公安系统在职党员可自主开展技术咨询、知识产权转化、不动产盘活等轻资产型增收行为；亦可作为财务投资者参股各类商业项目，但严禁注册登记企业主体，亦不得介入被投企业的日常决策与运营管理。

这一尺度看似克制，实则构成历史性突破。此前所有公职人员从事任何商业投资行为，均须经所在单位初审、上级党委复核、纪检部门备案三重关卡，耗时往往长达三个月以上，实际获批率不足12%。如今直接取消前置审批，等于将投资决策权完全交还个人，仅保留事后合规审查机制。

公安系统涉足经济领域并非全新尝试。早在2015年越南国企重组进程中，原属信息通信部的第二大电信运营商MobiFone即整体划转至公安部直属管理，使其成为Viettel在通信市场的首位体制内对手。此外，在安防工程实施、警用装备研发制造、执法技能培训、大数据分析服务等高度契合公安职能的细分赛道，早已存在大量关联企业，只是此前采取低调运作模式，未公开拓展商业边界。

苏林本人在公安系统深耕四十一载，历任河内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部长等要职，拥有深厚的人脉资源与组织基础。在阮富仲主导的“熔炉行动”中，他率领公安队伍查办军地高级干部逾百人，既树立了铁腕反腐形象，也同步清除了公安系统内部潜在异见力量。如今执掌全局，率先向公安系统释放经济权益，首要目的在于夯实自身执政基本盘，强化核心团队的政治忠诚度。

更深远的考量在于顶层权力架构的再平衡。当前越南军方同时握有战略威慑力与庞大经济资源，构成对最高领导层最具潜在张力的单一力量。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能在经济总量上与军方匹敌的其他强力部门。此次放开公安系统商业权限，本质是启动一场有计划的“经济力量再造工程”，旨在培育第二支具备全产业链运营能力与稳定现金流的体制内经济主力。

当军、警两大系统各自形成闭环式产业生态，自然产生横向博弈关系：彼此监督对方越界行为，相互制衡资源扩张冲动，重大事项均需寻求最高层背书。这种动态平衡虽非理想治理模型，却能有效降低单一势力坐大的系统性风险。此举绝非经济改革试验，纯粹是权力结构优化的顶层设计。

有人质疑：高调反腐与开放经商是否自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

反腐打击的是脱离组织监管的隐性利益输送，是挑战权威的非服从型个体；而放开经商则是为体制内成员开辟阳光化、契约化的财富积累通道，将原本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利益诉求纳入规则框架，既增强组织黏性，也提升监管颗粒度。

惩处与激励并举，从来都是维系权力体系稳定的经典治理范式。

平衡术背后潜藏长期隐患，实为阶段性妥协

对苏林而言，此策是当下风险收益比最优解。若强行切割军队商业利益，极可能触发高层震荡甚至体制内分裂；若寄望于渐进式退出，则面临军企资本结构日益复杂化、利益捆绑愈发紧密的现实困局。与其正面强攻，不如另辟蹊径，扶植新生力量形成结构性对冲。

短期效应确实可观：军警双方均获得合法营利空间，彼此成为天然监督者，越界行为易被对方锁定证据；双方为争取政策倾斜与资源支持，将持续强化对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效忠；对于履新不久的苏林而言，以有限让利换取两大支柱系统的稳定合作，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权力巩固路径。

然而，这种精巧平衡暗含三重不可忽视的长期风险。

首重风险在于腐败形态升级扩散。军队经商引发的寻租问题尚处于半透明状态，而公安系统全面开放投资权限后，执法权、审批权、调查权等更具渗透性的公权力，将与资本运作深度耦合。相较于军队相对封闭的运行环境，公安权力更广泛作用于社会毛细血管，其变现路径更为隐蔽多元——诸如“顾问费”“技术服务溢价”“股权代持分红”等新型利益输送方式，取证难度呈几何级上升。

次重风险在于市场竞争机制系统性失效。当掌握行政资源的强力部门直接参与商业竞争，普通民企将丧失公平竞技场域。以电信业为例，Viettel与MobiFone合计占据越南移动通信市场89.3%的营收份额，其余运营商生存空间持续萎缩；在工程建设、安保服务、数据安全等领域，具备体制背景的企业在资质获取、招投标评分、监管检查等环节均享有事实性优待，市场优胜劣汰功能正被悄然瓦解。

第三重风险指向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性弱化。表面看，军警分立形成制衡，有利于最高层统筹协调；但实质上，两大系统因获得独立财源，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依赖度持续下降。当前尚处力量均势阶段，需借重中央权威调停分歧；待各自商业生态成熟、利益集团固化之后，顶层协调成本将急剧攀升，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反而可能被双向稀释。

归根结底，越南陷入此般困局，症结在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成熟宪政国家普遍奉行“文官治军”原则，军警经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严格禁止参与营利性活动。越南受制于财政可持续性短板与历史路径依赖，不得不默许强力部门自筹经费，久而久之，终致尾大不掉、反客为主。

当前政策并非破题之道，而是延缓危机的缓冲策略。它将原本集中的结构性矛盾，拆解为两个相互牵制的子系统，在维持表层稳定的同时，客观上延长了问题发酵周期。随着时间推移，牵涉利益主体愈加庞杂，制度惯性愈发顽固，未来任何实质性改革都将面临指数级上升的阻力系数。

越南此次放开公安系统经商权限，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的政治计算。它用培育新利益集团的方式对冲旧有权力结构，短期内可稳固执政基础，长远却必然加深公权力与资本的共生绑定。只要权力与盈利持续挂钩，最先被放大的永远不是经济效率，而是以权谋私的操作弹性。这步棋走得务实而清醒，也透着深深的无力感——最终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转型代价，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