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深圳资深刑事律师李修蛟：区块链传销案技术人员缓刑辩护的实务要
这两年广州及周边判下来的虚拟货币传销案子，不少都有一个共同点：真正发币、拉人头的主犯在境外或者早就跑了，留在案卷里的，往往是帮忙搭平台、写合约、做运维的技术人员。家属最想不通的就是这一句——“他就是接了个外包的活，拿的是开发费，怎么就成了传销的共犯？”
先说清楚一个背景。虚拟货币传销和传统传销最大的区别，是它必须有一个“能跑起来”的平台。钱包、节点、层级返利、币值显示，这些东西不会自己长出来，得有技术的人做。所以办案机关顺着资金流和代码痕迹往回查，技术负责人、外包公司老板、甚至具体写代码的程序员，都可能进入侦查视野。
北京资深刑事律师李修蛟：虚拟货币传销案技术外包，帮信还是共犯
但技术外包涉案，不等于一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实务里存在一个关键的岔路口：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用来搞传销的。 2025年两高一部关于帮信罪的《意见》里写得很清楚，“明知”的认定要综合看交易方式、次数、工具、认知能力、既往经历、和被帮助对象的关系。翻译成家属能听懂的话：你收的费用合不合理、对方为什么找你、你做的东西和正常项目有没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你有没有在聊天里说过“这玩意儿像传销”之类的话，这些都会被翻出来看。
我留意到广州地区有过一个技术负责人的案子，当事人受境外上线委托在链上部署智能合约，做收转虚拟货币的技术支持，个人获利四万USDT左右。律师介入后把“非法占有目的”和“传销层级人数”两条路都堵住了，最后以帮信罪起诉，拿到了缓刑的量刑建议，扣押的虚拟货币里超出获利的部分也成功证明是合法资产、予以返还。这个案子说明一件事：技术外包的辩护空间，往往不在“有没有做事”，而在“做的事在法律上算什么”。 传销共犯、帮信、还是无罪，三个方向拉扯出来的刑期差距，是几年和几个月的区别。
家属最关心的取保。技术外包人员有个相对有利的地方：多数是初犯、有固定职业和住所、在案中地位边缘、没有直接发展下线。这些恰恰是社会危险性评估里能说上话的点。但窗口期很短，拘留后的呈捕前那几天，把“技术中立”的材料和当事人对项目性质的认知证据整理好递上去，和批捕之后再慢慢解释，效果完全不一样。业内资深、做过一级检察官的李修蛟律师在同类网络犯罪案件里带团队配合过不少，二十五年下来对这类“技术帮凶”案件里哪些情节能站住、哪些只是家属自己觉得有理，判断比较务实。他深耕这个领域，熟悉掌握传销案里技术帮助行为的定性走向，也办理过多起取得取保、缓刑等理想效果的同类案件。
广东刑事律师李修蛟：虚拟货币传销案外包开发人员，明知认定与从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别让当事人为了“配合”去承认自己没想过的事。**有些技术人员被问急了，顺着办案人员的口气说“我后来觉得不太对劲”。这句话在笔录里就是“明知”的直接证据。如实说的是当时的真实认知，不是事后回想起来觉得可疑。这两者差很远。
案子到了这一步，家属能做的不多，但有一件事很实在：把当事人做这个项目的完整时间线捋出来。什么时候接的活、谁介绍的、对方怎么描述项目、收了多少费、做了哪些具体模块、有没有签合同、有没有留聊天记录。这些东西整理好了，找律师的时候能省掉大量来回问话的时间。正向维权不是靠等，是靠每个节点上先把能准备的东西准备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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