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令：参观了一百多处文化遗产后，我想用四个字概括中国人的典礼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康令】

在撰写《中华传统典礼文化》（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一书的过程中，有个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中国的礼治特征究竟是什么？

我搜寻着各式各样的资料，有两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电影《长津湖》开头，伍千里回到浙江老家探望父母，他们家小船的入口处架着一块有年头的木板，上面刻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二是北京中轴线申遗前后，“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重要表述频频出现在宣介材料和研究成果中，与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的成功举办遥相呼应。

《史记·封禅书》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人函天地阴阳之气，又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沟通天地，便可与天地并列为“三才”。由于中华文明发端并且长期依托于顺天应时、因地制宜的农耕生产和农业经济，所以极为重视挖掘提炼“天”“地”“人”各自的内涵属性，并创造性地以“礼”这一上层建筑来整合构建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典礼的产生源于阶级的出现，劳动分工和阶层分化催生了国家典礼。敬天法祖、报本反始、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等理念深入华夏先民的骨髓。以周公制礼作乐为代表，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象天法地、顶天立地，统治阶级组织开展大量兼具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典礼活动凝聚人心，并推动建立礼制规程和推行落实礼治措施，不仅传递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更期待实现一代又一代的长治久安、国富民强。

在参观了大江南北的一百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我越来越相信，中华传统典礼文化精髓可以概括为“天地人和”，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国家治理智慧。数千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历代政权一方面对“天”“地”敬畏有加，一方面在观察、认识、理解、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尽力发挥“人”之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沉淀形成“中华典礼，威仪天下”的恢弘局面。

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化圈加速形成。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出现了一个交流互动圈，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和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我们的祖先既珍视脚下的土地和得之不易的生存环境，期待越来越安定富足的生活，又仰望头顶的天空和叩问内心的声音，向自然界的伟大力量寻求更多的精神寄托。

红山文化玉龙

古人认为：日月星辰悬示天象如文章在天，故称“天文”；山川原隰各有条理铺陈于地，故称“地理”。《周易·系辞》在论述卦爻辞之义时，首先强调《易》蕴含了天地之间的道理，因此仰观天文和俯察地理就能“知幽明之故”。人们只有贯通宇宙万物之道理，才能达到“弥纶天地”“曲成万物”的博大精深、“道济天下”“安土敦仁”的博施泛爱、“旁行不流”“乐天知命”的博晓通达。

《礼记·乐记》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礼乐虽然疏事异文，有别宜敦和的功能之分，但是其合敬同爱、几近仁义的内在含义确是一致的。古代圣明的君王都重视明备礼乐并且世代沿袭，应天配地的国之大典自然不会例外，目的就是在春作夏长、秋敛冬藏之中规范人世、化育万物，通过人的因势利导而让天地的职能得以更好发挥。

从起源看，中华传统典礼文化有“敬天”“重地”“亲人”的文明基因，其主要形式是郑重举行祀天神与日月星辰礼、祭地祇与岳镇海渎礼、拜祖宗与先圣先师礼——从环绕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到位于“山河四省”的岱庙、济渎庙、万荣后土庙、承德城隍庙，再到历史悠久的周公庙、孔庙、孟庙、太庙，无不体现出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底层逻辑，包含着治国理政“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的基本规律。

古人以圜丘祀天、以方丘祭地，对应的是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天在上所以用禋祀燔燎之礼，地在下所以用血祭瘗埋之礼。《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对“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作了具体区分——礼天用苍璧，“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礼地用黄琮，“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结合起来便是“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

圣人遵循天地之道的本质乃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观其会通”的同时“行其典礼”，既要用好“道”（形而上者）又要用好“器”（形而下者），既体现了古人对世界运行、人与自然关系及国家治理的思考，也承载着凝聚人心、培育道德、维系秩序、表达情感的朴素智慧，最终指向的是人类社会的良政善治。

北京天坛祈年殿

二

中国古人在进行对天“观象授时”和对地“体国经野”的活动中，逐步明确了自身在自然万物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独一无二的定位。《尚书·泰誓》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尽管人无法取代天地，但却能和合天地之德，特别是“乾”之健动不息的创生品格和“坤”之厚德载物的接纳品格，这种抽象化的理论升华正是实现“以人为本”思想超越的显著标志。

按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说法，礼乃“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在孔子眼中，人之仁德是在天地交泰之中“与天地参”的关键。作为仁的外化和德的规范，礼尤其是国家典礼进一步成为了适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旨的润滑剂和催化剂。

《荀子·天论》有云：“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说文解字》释“王”字时，引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来强调“王者参通天地人”之意，点出了王道政治的至高理想，以庄严神圣的隆重典礼聚合而成，由历朝历代的华彩威仪一以贯之。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势”“中”“序”的概念可以分别对应时间（“天”）、空间（“地”）、身心（“人”）三大维度，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华传统典礼文化所包含的三大价值取向：

一是“合天时”，表现为“顺势”（春夏秋冬与四时有令）、“随势”（从道法自然到天人合一）、“谋势”（天命观与至上皇权地位）；二是“设地财”，表现为“居中”（东南西北与四方有度）、“尚中”（从钟灵毓秀到天地之中）、“择中”（中轴线与理想都城秩序）；三是“缘人情”，表现为“就序”（喜怒哀乐与四情有节）、“循序”（从求同存异到各安其位）、“承序”（万寿图与终极生命追求）。

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也各有区别，经由现实典礼之时刻（节令）、地点（建筑）、人物（仪式）的有机融合，礼法、礼义、礼器、礼容等要素交错其间，趋向天时、地利、人和的共生境界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的共荣状态。在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等理念的支撑下，以盛大典礼的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来促使万事万物趋向和谐统一，进而积淀为沉稳厚重而又识变从宜的治国理政和为人处世之道。

例如，经过连绵不绝的交往交流交融，位于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一体多元以及文化荟萃思潮互鉴之典范——

汉武帝时扩建太室祠以祭祀太室山神，汉安帝时在祠前修建太室阙，后周边又增少室、启母二阙；北魏时期，少林寺、嵩岳寺等相继建立，佛寺塔林从此错落山间、蔚为大观；五代以后，原为道观的嵩阳书院演变为儒学讲习场所，并发展成程朱理学的策源地之一；中岳庙则是源于道教派系天师道对太室祠的接管和更名，清中叶时更在建筑形态和空间格局方面企及五岳隆崇的巅峰。

三

至少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礼之损益讲究的是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比如，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修定于汉初的《周礼》首开“五礼”理论之先河，此后秦晋之间的礼制变迁则反映了“适时改制”观念在实践层面的不断深化细化。在经历了春秋、五代等“礼崩乐坏”的动荡后，礼乐文明也曾重振旗鼓、焕发新生。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在诸多历史文化遗产中觅得中华传统典礼文化变革演进的痕迹和路径：

从南京的南朝钟山建筑遗址、西安的唐朝圜丘遗址到北京的明清时期的天坛、社稷坛，彰显的是吉礼“明定正统、以达王道”； 从创其滥觞的秦始皇陵，到“葬于北邙”的洛阳古墓，再到成吉思汗的衣冠冢，反映的是凶礼“慎终追远、扶危济困”； 从星罗棋布的泉州港古建筑，到沿海各地的天后宫，再到幽静的渤泥国王墓，体现的是宾礼“怀柔远人、协和万邦”； 从霍去病、关羽、岳飞等英雄的纪念空间，到镇海口、木兰围场等国防场地，昭示的是军礼“义薄云天、气壮山河”； 从周秦汉唐营造“天人合一”的都城，到宋辽金元扩建重构山水的园林，诉说的是嘉礼“万象更新、共襄盛举”……

1937年清明节，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祭奠黄帝陵。毛泽东主席亲自书就《祭黄帝陵文》，明确宣誓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清晰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满腔热血、同心同德、前赴后继、廓清寰宇的必胜信心。可以说，这是中华传统典礼文化延续至今并迈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如今，我们应更好推进“天地人和”的典礼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擦亮中华礼乐文化的“金名片”。一方面，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下，可以充分利用《五礼通考》等传世文献，绘制中华传统典礼文化持续传承的知识谱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充分结合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作，深化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创制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新型礼仪活动，建设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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