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一种况味，两种孤独

文|张永军

我今年五十多了。五十多岁的人，父母还在，是福气；父母走了，也是常理。可常理归常理，落到自己头上，还是有一块地方空着，风一吹，就听见响。父母都是去年走的，父亲在阴历五月，蝉还没真正叫起来，栀子花开过了一轮。母亲是隆冬走的，腊月里，窗上结着冰花，她走的那天，冰花化了一半，水痕顺着玻璃往下淌。一个在热起来的时候走，一个在冷到底的时候走，像是替我把一年里最难熬的两头都占去了。

我是1973年出生的，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爸妈生我的时候，岁数都偏长了。在我们那片街坊里，我从小吃的喝的，比别家孩子稍微好一点。那时候物质不丰裕，谁家孩子兜里揣块糖都是稀罕事。我不用跟谁分，饼干桶里的桃酥、玻璃瓶里的橘子汁，都是我的。当时觉得这是好事，独一份，没人争没人抢。

父母晚年身体都不太好，我隔三差五开车送他们去医院。多亏有位初中同学在同一家医院，去之前我给他打个招呼，他出来接我，不然我一个人，真忙不过来。父母没有长大病，就是一天一天老下去，像灯油慢慢熬干，火苗一点点矮下去。几年前，我开始为他们雇钟点工，每天来几个钟头，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可钟点工管得了手脚，管不了心。下了班，我还是往爸妈那儿跑。单位和父母家，两头跑。有时候刚坐下，单位来电话，又得走。那时候也累，心累。可那种累说了也没用，该跑还得跑。

父母真走了以后，我才慢慢品过来：他们撑着那口气，恐怕不全是为了自己活。他们是想多陪陪我。多陪一天，我在这世上就还是个有爸妈的人。父亲最后那半个多月，已经不太能说话了，他走的时候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倒是更早一些时候，他还能说话，有天躺在床上忽然拉着我的手，含含糊糊说了句：“你最近瘦了，多吃点。”我当时应了一声，没往心里去。他躺在床上，说话都费劲，眼睛却还盯着我的脸，看我瘦没瘦。他走时没留下的话，和这句“多吃点”搁在一块儿，让我越想越觉得，他其实把该说的都说了，只是我没学会听。母亲走之前那个冬天，已经不太认人了，可有一回我进门，她忽然说：“军，你围巾呢？”我说在呢，她就点点头，又闭了眼。她认不得许多事了，还认得我脖子上该有条围巾。他们忍受那些病痛，原来是一种沉默的、笨拙的陪伴。我明白了，可他们已经不在了。这种明白，来得有些迟，迟到你只能把它咽回去，化成胸口一小块温热而沉甸甸的东西，走路的时候，隐隐地坠着。

妻子的娘家有哥哥、弟弟，还有妹妹，几个人通起电话来，能聊四十分钟，全是家长里短。我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可有些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不是因为隔着一层什么，是少了一根从小攒下来的弦。你说小时候怎么怎么样，她听得认真，可那里面少了能共振的音。有一回我跟她说起小时候我们那条街上一个疯女人，每天黄昏准时唱歌，我妈不让我看，我就偷偷扒着门缝听。她问，后来呢？我说，后来街就拆了。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剥毛豆。我知道她听懂了字面，没听懂那扇门缝漏进来的黄昏，对我意味着什么。

父母一走，关于童年的全部记忆便成了我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妻子可以理解我的难过，却没法和我一起确认那些细节：哪一年夏天的蝉，哪一扇门缝，哪一句含含糊糊的“多吃点”。这个年龄的孤独，又添了一层不便声张的况味：你不能像少年那样喊疼，也不能像老人那样认命。这种孤独不是没人陪，是陪着的人里，没有一个能替你把那根弦接上。

朋友呢，我是看重的，甚至有些太看重，看重到每次聚会，总怕冷场，总想张罗。可后来发现，朋友有朋友的生活。有一次我半夜心里闷，翻通讯录，翻到一个老友的名字，手指在上面悬了半天，点了一下，又马上锁了屏。第二天老友打电话来，我说没事，拨错了。其实没拨错，我只是忽然觉得，不该把一个朋友的深夜吵醒。太看重，就成了负担，这道理我懂，可改不了。大概是因为，朋友是我给自己找的“兄弟姐妹”。可找来的，终归是找来的，中间隔着一层客气，一层掂量，一层“人家也有人家的事”。真兄弟可以半夜砸门，找来的兄弟，你舍不得砸。

有时候我想，孤独这个东西，原来是分两种的：一种是没有血缘手足的孤独，一种是后来寻来的情分里，终究不好意思全然倚靠的孤独。两种孤独交织着，不吵不闹，却像两根细绳，一根拴着来处，一根拴着去处，把你悬在中间。后者是人群里的孤独，你坐在饭局上，热热闹闹的，忽然觉得有人在说你听不懂的话。前一种是根子上的孤独，回到家，关了门，换鞋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那个趴在窗台上看蚂蚁的小孩。

前些天收拾父母的旧物，抽屉最里头有个小铁盒，有我小学的成绩单，还有一张纸条，是父亲的字：“小军考了双百，奖一块钱。”我拿着那张纸条，站了很久。父亲的字非常好看，工工整整，像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一张纸条，他收了几十年。我把盒子盖好，放回抽屉，又觉得不妥，拿出来，放进自己书桌的抽屉里，像是把一小块来处，挪到了自己手边。

我们的孩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两三趟。有时候视频，看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外卖，我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跟他说，你要是觉得孤单，就早点找人说说话。他笑笑说：“习惯了，挺好。”我张了张嘴，没再往下说。有些话，得他自己走到那个岁数，才听得懂。

年逾天命，不能再把往后的日子都搁在“等谁喊我一声”里。那些沉默的、笨拙的陪伴，那些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一点甜，我已经收下了。收下，就不能只停在明白上，要把自己活成疼爱我的人放心的样子。往后，得自己给自己做“缓冲带”：对朋友不苛求，对妻子多体谅，对孩子少一点替他预支的担忧；把身体照顾好，把心放宽，把工作做好，把日子过得有滋味。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