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
《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6卷第5号,后来收录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之中。
故事的开端是两位母亲——华大妈和夏四奶奶——在城西关的乱坟地相遇。华大妈祭拜的是儿子华小栓,死于肺痨;夏四奶奶祭拜的是儿子夏瑜,死于砍头。夏瑜之所以被砍头,是因为他反抗清王朝,被同姓的人告密,事情败露。即便遭遇酷刑,他仍然不悔改,还在牢里宣扬法治和自由,还劝牢头一起造反。最后,他被押赴刑场,人头落地。
而华小栓之所以吃“人血馒头”,是因为华老栓相信,蘸了革命者鲜血的馒头能治好儿子的痨病。夏瑜被砍头那天,天还没亮,华老栓就揣着洋钱,守在刑场边上,等那鲜血喷涌的一刻。刽子手手起刀落,围观的人群热闹非凡,他们爱看这热闹。抢夏瑜热血的不止华老栓一个人,其他人也在疯抢,都想蘸一口“人血馒头”。好在华老栓提前给了钱给刽子手康大叔,让他抢到了头血。拿到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赶紧跑回家,给儿子华小栓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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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华小栓吃完“人血馒头”,病好了吗?没有。故事的最后,“人血馒头”这一偏方并没有治好华小栓的痨病,他死后和被杀的夏瑜都被埋进了城西关的乱坟地。第二年清明,两位母亲在坟地相遇,各自烧纸、各自流泪、各自离去。夏瑜坟头有一圈红白的花,那是有人悄悄献上的,但夏四奶奶不认识那些花,也不知道是谁献的。她只是疑惑,只是不安,甚至为儿子的死感到“羞愧”。
鲁迅用这个故事,戳穿了一个流行了百年的谎言:我们高喊“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但国人真的醒了吗?真的睁开眼睛了吗?还是说,我们只是从一场昏睡进入了另一场昏睡,从一种麻木进入了另一种麻木?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醒来”?
“人血馒头”是《药》的主要意象。它之所以令人毛骨悚然,不仅因为它的血腥,更因为它所揭示的那种荒诞逻辑:一个为民众争取自由和权利的人,他的牺牲被民众当作治疗痨病的偏方。夏瑜的血,本应浇灌出自由之花,却成了华老栓手中“一点一点往下滴”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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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老栓买馒头时,看到那鲜红的血,“还有点不敢接”。但为儿子的病,他还是用颤抖的手摸出了洋钱。回到家后,华老栓夫妇将人血馒头用老荷叶包好,塞进灶里烤成“一碟乌黑的圆东西”。华小栓“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吃下了它。他们不知道,自己吃掉的不仅是一个无辜者的血,更是那个年轻人试图为他们争取的未来。
这个意象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揭示了“醒来”与“未醒来”之间的巨大鸿沟。夏瑜是醒着的——他知道清王朝是专制的,知道民众是被奴役的,知道必须有人站出来反抗。但华老栓是睡着的——他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相信“偏方”能救命,相信“从来如此”就是天理。夏瑜的血,在夏瑜那里是革命的献祭,在华老栓那里却是治病的药引。同一个东西,在醒着的人眼中是希望,在睡着的人眼中却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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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没有让华老栓知道夏瑜是谁,没有让他产生任何道德挣扎。华老栓只是一个爱儿子的父亲,他为了救儿子,愿意相信任何“偏方”。他的愚昧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只教会他“活下去”的社会里,没有教过他任何关于自由、正义、革命的东西。在这种社会中,人的生命可以被买卖,革命者的血可以当药引,而这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
夏瑜是小说的灵魂,却从未正面出场。他的一切都通过茶客们的闲谈呈现出来。他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一个参加革命被砍头的年轻人。他在牢里“打不怕”,还说“阿义可怜”——在革命者眼中,牢头阿义是一个被专制奴役而不自知的人,所以“可怜”。但这句话在茶客们听来,却只是“疯了”的证明。
茶客们谈起夏瑜时,态度是冷漠的、戏谑的、甚至带着恶意。他们说夏瑜被夏三爷告发,说他在牢里还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说这些话时,他们像在讲一个笑话。没有人同情夏瑜,没有人追问夏三爷为什么出卖自己的亲侄,没有人思考“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作生活中的一点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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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夏四奶奶——夏瑜的母亲。她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在儿子的坟前上坟。她为儿子的死感到“羞愧”,不是因为儿子死得冤,而是因为儿子是“被官府处决”的。在专制社会中,革命者是“逆贼”“乱党”,他们的家属不仅得不到抚恤,反而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歧视。夏四奶奶面对儿子的坟,不是感到光荣,而是感到难堪。这种情感的错位,是专制统治对民众精神奴役的最深刻体现:它让受害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审判自己的亲人,让被压迫者把自己人视为异类。
夏瑜的牺牲,在茶客们眼中是一场“热闹”,在母亲眼中是一种“羞愧”,在华老栓眼中是一味“药”。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的牺牲,没有一个人被他的牺牲唤醒。他的血,流进了泥土,也流进了“人血馒头”,却从未流进任何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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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写《药》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八年。八年来,皇帝倒了,民国建了,但社会还是那个社会,民众还是那个民众。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写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药》中所有人物的处境。
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没有推翻专制制度;赶走了皇帝,却没有赶走皇帝式的权力逻辑。那些在旧王朝中掌握权力的人,在新体制下依然掌握权力;那些在旧秩序中受压迫的人,在新秩序下依然受压迫。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奴隶主代替另一个奴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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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把这种现实概括为“铁屋子”:一间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你大声喊醒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回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夏瑜就是那个试图喊醒别人的人,但他不仅没有喊醒任何人,反而被那些熟睡者当作“疯子”。他的牺牲,在那些麻木的看客眼中,不过是一场“热闹”。
我们真的醒了吗?鲁迅的回答是:没有。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姿势继续昏睡。我们不再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但我们依然相信别的“偏方”——相信金钱能带来幸福,相信权力能解决一切,相信“安稳”比“自由”更重要。我们不再围观砍头,但我们依然围观别人的苦难——在网络暴力中,在灾难现场,在每一个需要同情和帮助的时刻,我们依然像那些茶客一样,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谈资。我们不再喊“大清万岁”,但我们依然在崇拜权力、崇拜成功、崇拜一切看起来“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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