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印度政坛与舆论场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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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印度斯坦时报领导力峰会”时,以1988年为参照点,感慨印度当年错过了工业化的重要发展机遇。
紧接着11月15日,印度头部大报《印度快报》执行总编辑P·瓦伊迪亚纳坦·艾耶,在专栏推出题为《新德里的中国两难》的深度评论。文中他向莫迪政府接连抛出三个现实问题:印度能不能尽快放开更多面向中方的商务签证?能否提速针对中国投资项目的安全审查流程?是否愿意放开准入,接纳中国大型制造企业落地印度建厂?他还直言,既然印度已经在战略层面定下缓和对华关系的方向,新德里就不要再犹豫不决,已经到需要改善对华关系的时候了。
历经三十多年,中印之间巨大经济差距已成为客观现实,而国内发展的现实压力也促使印度舆论开始重新审视对华外交。两种声音同时出现,把印度如今内外交织的现实困境完整摆到了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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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起跑线相差无几,差距是怎么拉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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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是中印关系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那一年,中国名义GDP约3129亿美元,印度2966亿美元,经济总量差距仅有5%出头,人均层面印度还略占优势,站在世俗统计数据上,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
表面数字接近,但两国发展的底层路径已经完全不一样。中国自1978年起,逐步放开农村生产,激活乡镇企业,设立沿海特区吸引外来资本,持续推进基建、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把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产业工人,打通生产和对外出口的链条。反观印度,八十年代还深陷“许可证制度”的束缚,开办工厂、扩大产能都要经过层层政府审批,即便拉吉夫·甘地做了部分政策松动,整体制造业管制依旧十分严苛。
全球化产业转移的“班车”确实曾经在印度的“站台”停留过,但制度枷锁拦住了印度人上车的脚步。等到1991年印度遭遇外汇危机被迫启动改革的时候,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前行了13年。印度的改革本身并不完整,尽管放开了对外贸易与投资,可土地制度、劳工法规这些深层障碍没有触动。工厂规模超过百人,裁员就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得企业倾向于维持小规模作坊,多用临时雇工,不敢做大做强,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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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2014年上台之后大力推行“印度制造”,目标把制造业占比提升至25%,十多年过去,这个占比反而下滑到13%上下。依靠PLI补贴,印度建起不少手机组装工厂,但芯片、精密零部件、化工中间品依旧高度依赖外部进口。到2025‑2026财年,中国经济体量大约是印度的5倍,制造业增加值差距接近9倍,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创下1121亿美元的新高。如今印度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中国,可庞大的人口规模没能转化成足够的正规产业岗位,大量劳动力依旧困在农业和零散零工当中。
苏杰生所说的这份遗憾,道出了印度数十年来难以逾越的发展困局。这份遗憾主要有三点。
其一,1980年代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外迁的历史窗口期,印度彻底错失;其二,90年代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仅完成商品与资本层面的表层开放,始终没能搭建起适配工业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其三,产业结构长期畸形失衡,服务业虽表现突出,却无法吸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缺口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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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印度最根本性的困境在于,印度精英阶层对国内所有发展弊病心知肚明,却始终无力根治。土地改革触及地主阶层核心利益、劳工改革会触动工会群体,再加上大量治理权限分散在各邦,中央缺乏绝对统筹能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始终难以落地。
莫迪政府曾大胆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最终却屡次因全国大规模民众抗议而无奈撤销相关法案。形象地说,诊断出了病灶,却没有勇气动手术刀,不敢推进深层改革,才是印度工业化进程长期停滞、难以跃升为制造业大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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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高调宣传“大国形象”,外交上却次次踩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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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要实现崛起,除对内治理而外,外交也是一个重点。正确的外交路线,必然会为经济的腾飞创造一个优良的外部环境。
中国选择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夯实国内经济,尽量避免过早卷入地缘博弈,减少不必要的外部压力,为招商引资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历史上的美国工业化阶段,也曾依托地理优势,优先整合本土市场,规避欧洲大国纷争。
莫迪治下的印度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延续尼赫鲁时代“做有声有色大国”的愿景,在自身工业技术基础尚未成熟的阶段,就主动谋求超出自身实力的全球影响力,热衷于在各类国际平台占据话语权,充当全球南方的代言人,主办各类国际峰会,对外推广自己的治理理念与政策主张。
印度这套思路,是先用未来的大国定位吸引国际关注,依靠预期来吸引资金、技术,想借助外部资源,把所谓的“大国潜力”转化成实打实的国力。典型例子就是今年2月,印度在新德里主办AI国际峰会。本土缺少成熟的硬件产业链,算力、底层软件高度依赖海外,却主动牵头这场会议,推动多国共同签署宣言,借此扩大自身在全球AI治理里的存在感。
印度的想法很明确:既要引进西方的投资、技术和产业,又不想背负高额债务,又时刻标榜自己坚持战略自主。前些年,西方出于制衡中国的需要,愿意配合印度的大国叙事。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外交上更看重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不再一味迎合印度的大国叙事。这也让印度看清,单纯依附美国并不稳妥。
对外高调塑造大国形象,国内制造业升级却迟迟跟不上,预期和现实的落差,很容易在外部环境变动时被戳破。这也是印度慢慢调整姿态,愿意和中国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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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想对华合作,政策却迈不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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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份内外失衡的发展困境,让印度不得不调整对华姿态。近年来,中印之间外交层面的接触逐步恢复,出现关系转圜的迹象。但政治层面释放的善意,并没有顺畅传导到经贸投资领域,印度内部始终存在明显的摇摆。
2020年印度出台针对陆上邻国投资的“第3号新闻公告”,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全部需要政府逐案严苛审批,直接造成中资在印度外资流入占比暴跌至0.27%。2026年3月印度对此政策做了微调,允许10%以下非控股被动持股,还提出部分制造业设立60天快速审批的目标,可是配套清单迟迟没有落地,内政、安全、经贸部门之间的壁垒依旧很高。
一边高喊“印度制造”,寻求外资和技术进入本土,一边又对中国资本、技术人员设置重重门槛,这种自我矛盾消耗着印度工业化的时间窗口。现实数据也证明,简单把中资挡在国门之外,并不能自动实现产业链自主。2026年前9个月中印双边贸易同比上涨25.4%,总额达到1444.5亿美元,印度自中国进口1251.9亿美元,贸易逆差突破1059.3亿美元,全年很可能刷新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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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里,近七成是生产用中间品,两成以上是资本货物,集中在电子、机械、化工等领域。即便是莫迪引以为傲的手机组装产业,2022到2025年间,中国出口到印度的手机零部件占比持续攀升。此前中国对稀土磁体实施出口许可管理,印度本土多家车企立刻遭遇生产放缓。不少印度本土大企业过去抱有幻想,认为商业可以完全脱离地缘政治,却不愿投入资源补齐上游产业短板,印度整体研发投入长期只占GDP的0.64%‑0.7%,等到零部件供给、签证限制带来冲击,才开始体会到现实压力。
印度这种“经贸离不开、政策不放开”的矛盾状态,本质是政治安全逻辑压倒了经济发展逻辑。在印度政坛,对华强硬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比起触动本土利益集团、难度极大的内部改革,设置对华经贸壁垒,更容易博取民族主义民意。这种内部拉扯,持续消耗着印度产业升级的窗口期。中印经贸只能停留在单纯货物贸易,很难带动印度制造业升级,最终陷入“越设防、越依赖;越限制、越失衡”的无解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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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反思远远不够,要看实实在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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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印度国内,从苏杰生的历史反思,到主流媒体公开的政策呼吁,都说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继续回避现实矛盾,只会白白浪费工业化的窗口期。但认清问题距离真正解决问题,中间还隔着许多阻碍。
对莫迪政府来说,对华政策始终处在多重力量拉扯当中。一方面,产业界希望借助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制造经验,缓解本土制造业的短板;另一方面,国内民粹情绪、安全部门的顾虑、政党选票的考量,又使得政府很难痛快地对华放开经贸和投资政策。
同时也要看到,即便印度后续在签证、投资审查上做出调整,也不等于中国企业就会大规模赴印建厂。过往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过政策变动、项目搁置、税务调查等诸多风险,资本会优先评估自身权益保障,不会仅凭对方口头的态度转变就贸然投入。合作是双向选择,不是单方面的给予。
中印两个大国,起点曾经十分接近,38年之后拉开巨大差距,根源不在于某一次外部机遇,而在于内部改革能不能直面既得利益,敢不敢触碰深层制度的弊端。苏杰生可以感慨“错过了班车”,媒体可以质问政府对华政策摇摆,但如果绕不开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壁垒,再多外部机会也抓不住。
中印关系改善,从来不是依靠单方面的示好。经贸往来的前提,是稳定的双边环境,清晰透明、可预期的制度规则。印度如果真心想要借助外部力量推进本国工业化,仅仅反思历史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把这种反思转化成稳定可落地的政策。
张屹|国际政治博士、世界经济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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