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戴笠盯上陈诚,胡宗南最先坐不住。
重庆的空气里全是火药味。前线在打仗,后方也在打仗,只不过一边用枪炮,一边用密报、审讯和人事任免。
胡宗南听完消息,脸色沉了下去。
戴笠这回碰的不是普通军官,是陈诚。
这才是险处。
胡宗南和戴笠早有交情。一个是黄埔一期出身、蒋介石倚重的西北大将,一个是军统头子,手里握着密报、特务、监视网。
两人私交不浅,互相借力,也互相照应。
可胡宗南心里清楚,戴笠的刀再快,也终究不是兵权。陈诚手里的东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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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靠第十八军起家,国民党军中称他的系统为“土木系”。抗战爆发后,他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后来又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兼过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这些头衔摆在桌上,戴笠就该掂量一下。
他偏偏没有。
事情的引线,落在一个叫王凤起的少壮军官身上。
王凤起、梅含章等人,原本是东北军少壮派。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分化,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送到中央陆军大学受训。
几个年轻军官坐在一处,越说越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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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也痛恨亲日、投降空气,便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这个组织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口号里有“清君侧”,矛头却指向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
这四个字太重。
“清君侧”一出口,谁听了都要后背发凉。
戴笠听见风声后,马上看到了机会。他真正想打的,不只是王凤起这批年轻军官,而是他们身后可能牵出的陈诚。
只要能把陈诚拖进“兵变阴谋”里,军统就立了大功。
这一下,刀锋转向了第六战区。
王凤起等人被捕后,审讯很快展开。戴笠亲自盯得很紧,他要的不是一个青年军官组织,而是一条能通到陈诚脚下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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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起咬住不松。
他承认组织青年将校团,也承认有“清君侧”的想法,却始终坚持这件事与陈诚无关。
这句话,挡住了戴笠最想要的路。
陈诚没有倒。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诚奉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到滇后,他整训部队,办驻滇干部培训团,还编印《远征须知》,为反攻缅北做准备。
可他的身体和战局都不轻松。
五月,陈诚离滇返鄂,回到第六战区指挥作战。那一年鄂西战役打响,第六战区守住了局面,陈诚的威望没有被这场风波压垮,反而又多了一层战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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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算盘落空了。
胡宗南真正恼火的地方也在这里。
戴笠以为自己抓住了陈诚的把柄,结果王凤起没有把陈诚咬出来,蒋介石也没有因此舍弃陈诚。到头来,陈诚还在军中站得住,戴笠却平白多了一个硬敌。
胡宗南把火气压了又压,最后还是冲戴笠撂下那句埋怨:“你没事招惹陈诚干什么!”
话不长,分量很重。
它不是替陈诚说话,而是在提醒戴笠:有些人能碰,有些人碰了会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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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军统可以监视将领,可以制造压力,可以把密报递到蒋介石案头。可陈诚的根基在军队,在第十八军系统,在抗战战场上的资历,也在蒋介石长期的信任里。
胡宗南看得比戴笠早。
这就是差别。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陈诚任军政部部长。这个位置压在军队行政系统之上,军统再强,也绕不开军政体系。
戴笠当年那一刀,没有砍倒陈诚,反把自己推到陈诚眼前。
更难堪的,是国民党高层都看见了这场较量。
戴笠不是没有本事。他一手经营军统,情报、特务、交通、监视,网撒得极大。抗战时期,他也参与对日伪情报工作和中美情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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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权力有边界。
边界就在兵权面前。
胡宗南懂这个边界。他自己手握重兵,长期经营西北,后来被称为“西北王”。他知道蒋介石需要军统,也需要前线将领,可两者一旦撞起来,蒋介石不会轻易牺牲陈诚这样的军事支柱。
戴笠没有说话。
他未必服气。
可局面已经变了。
青年将校团一案,最后没有变成陈诚的政治坟场。王凤起等人被长期关押,后来又被释放安排工作;陈诚继续升迁;戴笠与陈诚的梁子,却再也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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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戴笠的路突然断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飞机途中失事身亡。军统失去核心,后来虽有改组延续,却再没有戴笠在世时那种声势。
陈诚则一路走到台湾政坛核心。到台湾后,他主持政务,推行“三七五减租”等政策。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他因病在台北去世。
胡宗南晚年退到台湾。
那句埋怨留在了一九四三年的权力夹缝里。前线的地图摊着,密报一封封送来,胡宗南看着戴笠,最担心的不是陈诚当时会不会倒,而是戴笠已经把不该惹的人惹上了。
他看见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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