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为解决土地革命时期西北根据地的旧案,西北局特召开高干会议,共有近50人参会。
原红26军出身的干部在会上都非常激动,直言当初搞的疯狂整肃对革命伤害很大,还间接导致了刘志丹的死,责任直指三人:朱理治、戴季英、郭洪涛。
轮到朱、戴、郭三人发言时,他们都承认了有错误,但吊诡的是,都不认为自己是主责。戴、郭说自己只是执行,听从朱的命令。朱则说自己是被郭蒙蔽,行为上也约束不了戴。
同年12月,中央做出《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定:“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由于朱理治当初是党在陕北的最高领导人,《决定》中点他名的次数非常多。
尽管组织做出了定性,往后多年里朱、郭、戴都做出过申诉,朱理治还写过相关的回忆文章,想为自己“正名”。那么,当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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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是江苏南通人,知识分子出身,早年他一直在白区工作,曾在家乡被捕入狱,随后前往北方继续革命,担任过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北方局组织部长。
当初陕北地区也归北方局管辖,北方局在统筹各地事务时,发现陕北发展形势相对缓慢,通过一些渠道,他们将理由归咎于陕北红军在搞“富农路线”,于是在1934年初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陕北红军的重要干部郭洪涛收到电报后,没有从西北土地贫瘠、需团结各方的实际情况去辩解,反而将矛盾转移到陕甘边根据地及红26军身上,说的陕甘边根据地及红26军存在一些“错误”。
当初有一个复杂的背景是红26军(陕甘边,刘志丹)和红27军(陕北,谢子长)两边相处得不愉快,因为发展路线的问题,双方还产生过冲突,甚至闹出过缴械事件。郭洪涛的信,导致北方局被误导了。
几个月后,陕甘边和陕北召开联席会议,再度出现争执,陕甘边高岗的红24师政委职务被撤销,改由陕北谢子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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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一时间,郭洪涛又给北方局写信,夸大了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并着重批评刘志丹,说红26军存在“右倾取消主义”。
信的最后郭洪涛表示虽然自己在西北比较孤立,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也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
这封信将事情的定性上升了一个级别,引起临时中央和北方局的重视。随后北方局派出朱理治,临时中央派出聂洪钧,一同去陕北协助“孤立”的郭洪涛对抗“错误”的刘志丹。
朱理治临行前,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特别指示:“必须无情地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所以朱理治对陕北的情况,一开始就带有偏见。而他抵达以后,又是找郭洪涛去了解情况,这让偏见更为加深。
不过此时几个特派员都没动手,他们也知道,陕北这块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刘志丹红26军,要抓人大概率引起反弹,所以就先集中力量扩红、推进土改等,只是得到的结果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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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往西北的客观条件困难等方面去思考,反倒武断认为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和敌特,而刘志丹就是坏分子的“靠山”。
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时机,1934年9月16日时机到了,因为红25军来了。红25军内部也有个爱“肃”的戴季英。
双方一拍即合,随即新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朱理治担任省委书记,郭洪涛担任副书记,对大批红26军领导人和陕甘边干部进行打击,蒙冤下狱。若不是中央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
奈何正值国民党大军压境,主席就先去一线指挥,另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负责审查该事件。
在当年,领导小组给出一个定性,只对聂洪钧和戴季英做出处分,朱理治和郭洪涛则暂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是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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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聂洪钧和戴季英是执行者,聂在前当执行逮捕任务,戴在后方执行整肃任务,他们执行后才有了错捕错杀的情况,这非常好界定。
但是命令是由陕甘晋省委名义下的,这种集体决议,要搞清各自的责任需要很长时间来梳理,在中央刚抵达陕北内忧外困的节点,缺乏这样的时间。
二是基于当初的严峻形势,中央需要稳定、需要地方干部协助。打仗就是打后勤,如果把原先省委成员都处理,那筹粮、物资、运输、支前等工作谁来负责?根据现实情况,中央最先考虑的是如何在陕北立足,其余事情不是不管,但可以先放放。
所以,朱理治跟郭洪涛在往后几年里职务依然不低,抗战初期朱理治担任过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政委;郭洪涛担任过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山东分局书记,都属于地区的一把手。
不过,随着时局变化,组织能腾得出手来清理旧案了,朱理治和郭洪涛都被召回延安,1942年冬参加了那场西北局高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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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焦点就是当初西北的历史问题,陕甘边出身的张秀山、刘景范等人发言,对朱、郭、戴非常不满。
甚至陕北出身的贺晋年也鸣不平:“刘志丹出来后,为什么只给他一点游击队?为什么不把81师、78师抽出来给他当军长?如果给了他,也许今天还不会死掉。这个,郭洪涛同志要负完全的责任,因为刘志丹死时,他的鉴定表上还是那样的鉴定。这一点是蒙蔽了中央,蒙上欺下,刘志丹是因为这样蒙蔽下而死的…”
在这一年高岗的地位已经很高,且朱、郭、戴等人犯的错有太多记录太多证词,他们就没有辩护说自己没问题,只是在责任大小方面有不同看法。
戴季英说自己是在陕甘晋省委的命令下执行的,否则自己哪有那么大能力。言外之意是将自己定格在执行者,把主要责任抛给朱理治、郭洪涛;
郭洪涛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表示没有想害谁,最多是认为刘志丹有“右倾”而已,要怎么做最后是省委书记拍板的,把责任扔给了朱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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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理治则表示自己当初轻信了郭洪涛的汇报,产生主观错误,在错捕问题上,自己也无法控制戴季英等。等于是说具体责任具体去承担,不能什么问题让一个人扛。
几个人互相推来推去,但组织并未偏听偏信,在综合了各方的信息后,于1942年12月12日做出《决定》,对朱、郭、聂、戴均做出处理。
《决定》中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本来是要开除党籍,但考虑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
两人的职务被撤销,“并限定朱郭二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
对于此定性,朱理治和郭洪涛都感到委屈,后来曾多次申诉,但是始终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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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2年,中央为彻底解决这一旧案,召开西北党史讨论会。让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陕甘边派出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四人,陕北派出贺晋年、郭洪涛、崔建民、李铁轮四人一起坐下来讨论。(朱理治1978年去世)
一开始郭洪涛还辩解自己不是主要责任人,听得几位陕甘边老干部火了,直接说:“你要是不承认向北方局写过诬告信,那就只有公布历史档案”。郭洪涛哑口无言。
不过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要处罚也不太现实,领导小组认为再争论辖区不利于团结前进,也有违刘志丹、谢子长生前的愿望。
所以会上最后定了一个两边都接受的基调:“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央对肃反问题的重新审查,分清了路线是非。但对于朱理治、郭洪涛的个人结论过于着重了个人责任”。
过去近50年的问题彻底解决,不再拿出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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