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重庆刚刚解放,张际春走在通往市委机关的路上,身边没有专车,也没有前呼后拥的警卫。车辆半途出了故障,警卫员准备重新调车,他摆了摆手:“不用了,走着去。”
到了门口,新哨兵不认识他,坚持要核实身份。警卫员有些着急:“这是张书记。”哨兵仍不让进,直到里面的人赶来确认,张际春才进入机关。
有人担心他因此责怪哨兵,没想到他却说:“他按规矩办事,哪里错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说得低下了头。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张际春在二野的分量和性格。他位列刘伯承、邓小平之后,是二野前委重要成员,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曾评价,张际春是二野仅次于刘、邓的“第三号人物”。
这个位置并不只是名次上的排列。战争年代,部队的政治动员、干部教育、群众工作和战场宣传,都离不开政治部。张际春长期负责这些工作,既要把上级意图传达到基层,也要把官兵的实际困难及时反映上去,责任极重。
他却很少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二野举办展览时,工作人员把他的照片与刘伯承、邓小平并排悬挂。他看到后立即要求撤下:“不能这样挂,把我的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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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故意谦让,而是他对自身职责的清醒判断。在张际春看来,政治干部就是为部队服务的“勤务员”。行军途中遇到伤员,他会让出自己的坐骑;物资紧张时,也会省下口粮分给战士。
张际春很早就投身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搜捕,他转入地下坚持工作。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进入湘南,他参加湘南起义,并于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
井冈山时期,张际春逐渐显露出政治工作的才能。他善于把抽象的道理讲成战士听得懂的话,也能把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和部队训练结合起来。在较短时间内,他先后担任多个红军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被称为“朱毛的笔杆子”。
1936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张际春后来参加抗大第二期学习,1938年3月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此后多年,他参与抗大各项建设,从政治部主任逐步担任政治委员,培养和影响了大批干部。1955年授衔时,不少曾受他教育的将领仍尊称他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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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张际春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中原、西南。他不以冲锋陷阵闻名,却承担着整顿队伍、统一思想、组织动员的关键工作。二野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保持行动一致,与这类政治工作的持续推进密不可分。
西南解放后,他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重庆当时社会关系复杂,旧机构、旧人员和新政权之间需要迅速衔接。张际春没有只坐在机关里批文件,而是频繁到基层调查,连夜起草有关城市接管、社会秩序和干部安排的材料。
西南剿匪期间,他又组织政治工作会议,总结部队动员、群众工作和政策教育方面的经验。剿匪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如何区分对象、争取群众、稳定地方,同样考验干部能力。张际春抓住这些环节,推动经验在部队中推广。
1954年,张际春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离开军队时,他对宣传工作并不熟悉,曾向毛泽东说明自己的顾虑。毛泽东告诉他,正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运用到新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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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军队评定军衔的工作进行期间,张际春的名字曾出现在大将名单中。以他的资历和贡献,获得较高军衔并不令人意外。但当时他已经转到地方和中央文教宣传岗位,按照评衔范围,继续授予军衔并不合适。
周恩来专门向他说明情况。张际春听完,只说:“我服从安排,没有意见。”没有争辩,也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名单上的名字被删去,他依旧回到工作岗位,承担新的任务。
1968年9月,张际春病逝,终年62岁。1979年,他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韦国清致悼词,称张际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对张际春而言,军衔从来不是衡量功劳的唯一尺度,能把组织交付的事情办好,才是他始终放在心上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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