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浦江到燕山,再到深圳湾,“中国主场”换了三座城,开放的主线一如既往。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此前两次分别在2001年的上海和2014年的北京。
所谓“中国印记”,不是会场里刷出的存在感,而是二十多年三次做东之后,APEC的议程和相处方式里留下的、不带中国名字也能辨认的中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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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中成员的视角,带进区域议程
回答留下哪些印记,不能只数会议成果,要看中国给这个区域机制带进了什么、又沉淀下了什么?
APEC成员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发达经济体与追赶型经济体的诉求常常并不对齐。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经济体,对追赶阶段的诉求有切身理解。
三次做东留下的一个明显痕迹,是议程里始终给发展议题留着位置:互联互通、包容增长、技术普惠、中小企业与人力资源开发,这些题目长期处于区域合作的中心,背后就有中国视角的影响。
这一印记的含义是,区域合作不只谈规则和市场,也谈差距和追赶。把发展中成员的关切纳入主流议程,让合作安排对后进经济体留有空间,是中国作为东道主一直在补的位。
中老铁路通车近五年,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带动老挝由“陆锁国”转向“陆联国”;雅万高铁把雅加达至万隆的车程从三个多小时压缩到四十分钟,让印尼迈入高铁时代;秘鲁钱凯港开港后,南美至中国的海运缩至二十三天左右,物流成本下降两成以上。这些实实在在案例,正是把发展视角兑现成增长通道的具体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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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
当下区域环境并不轻松:单边倾向抬头,供应链在调整,技术竞争加剧,阵营化声音不断。
APEC是一个低强制机制,不签约束性协议,成果依靠成员自愿跟进;也正因如此,它提供了另一种相处样本——不靠强制施压,而是通过定期碰头、反复磨合寻找交集。
中国三次做东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对这种协商方式的坚持。即便分歧具体而尖锐,在多边框架内的回应仍是对话、预留空间和归集议程,而不是公开划线、按阵营归队。
2014年北京会议上,成员贸易诉求并不一致,各方仍批准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启动区域自贸长期进程,把不同诉求归集到同一份议程里,正是这种协商方式的一次落地。成效或许未必立竿见影,但它为区域保留了一条对抗之外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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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做东”,开放都是中国议程里不变的底色
从上海、北京换到深圳,主场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表态。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座从渔村长起来的城市;APEC把主会场放在这里,讲的不是历史,是“继续开放”。
2001年上海,入世前夜的中国推动会议重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2014年北京,东道主推动区域自贸进程与互联互通安排;到2026年深圳,开放仍列三大优先领域之首。
尤其是当下,当壁垒回潮、增长被一些经济体拆成阵营边界,中国的这一主张尤为重要。壁垒挡得住商品,挡不住分工;隔离换得来一时安稳,换不来长久繁荣。
本届的开放主张落在具体规则上:RCEP全面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将于12月1日生效,区域自贸网络越织越密;联通是否见效,不看口号,而看货物能否顺畅流通、投资能否持续往来、企业能否在成员之间布局经营。
这些印记合起来,就是“亚太共同体”的底色:它不要求各方步调一致,而是承认彼此利益相连,繁荣共享,风险共担。东道主这一届真正要留下的,不是一时的表态,而是把这套协商语言留在区域议程里,在后续实践中被继续沿用。
编辑: 秦扬轲
责编: 赵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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