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有三家“巨无霸”常被拿来比较:韩国的三星、日本的三菱,规模都在约5万亿元量级。那么,中国的第一是谁?
韩国的三星,渗透进韩国人从出生、买房到身后事的每个环节。它在1938年只是一家小杂货铺,搭上经济起飞的东风后一路扩张。
如今,全球每三部手机就有两部使用三星的存储芯片。2024年,三星销售额约占韩国GDP的13%,带动就业超过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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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到这种地步,政府想管也得掂量三分。在日本,财富天花板并不是丰田、索尼,而是三菱。它的历史可以从一座纪念碑说起。
这是日本福冈县设立的二战中国劳工殉难者纪念碑,用来哀悼纪念数百名在二战中被强行掳掠到此的中国劳工。而这座煤矿当时的拥有者,正是如今在国内家喻户晓的日本企业三菱。
如今在很多日系汽车和电梯等产品上,依然能看到它辨识度极高的徽标。二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同盟国最初的策略是把日本战争机器背后的几大财阀全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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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到今日,三菱依旧活跃在世界上。这中间的偏差出在哪里?三菱集团的命运和克虏伯极为相似,最终结局却截然相反。
三菱的发家史离不开政府庇护。从明治维新开始,财阀就与官僚深度捆绑,手握特权,垄断经营。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近代,东亚各国已经完全落后于西欧。鸦片战争中英国打开清朝国门之后,欧洲列强的下一个目标自然转移到了日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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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美国黑船摧毁了日本的锁国体制,也让一些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学习西欧先进制度、富国强兵。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明治天皇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为目标,掀起了明治维新运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土佐藩没落士族岩崎弥太郎以几艘蒸汽船为本钱,开创了九十九商会,做起了航运生意。1873年,事业稍有起色,他把公司名称和商标改了,用土佐藩家徽三叶柏纹与自家的菱形纹合并,形成了三菱商会的商标。
和克虏伯一样,三菱的第一次发家也离不开军事领域。1874年,明治政府打算利用刚刚积聚起来的力量入侵台湾地区,最后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三菱当时出色地完成了运兵运粮的工作,赢得了政府极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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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把一些因经营不善而解散的航运公司留下的轮船全部无偿转交给三菱,另外每年还给25万日元补助,三菱也由此开始影响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
日本地形特殊,是岛国,境内又以山地丘陵为主,铁路修建缓慢困难,所以航运成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日本工业交通运输的血管。三菱借这个优势开辟了多条国内外航线。
为了搭上三菱的便船,一些小商户和地方货运会都选择依附三菱,三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变成多行业的综合集团。这时三菱又赶上了一次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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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工业化,日本政府放弃国营企业政策,转而大力扶持私人资本。1880年,官业下放令颁布,除军事、铁道等特殊部门外,其他行业几乎都被低价卖给了三井、三菱等集团。
第二年,为解决船舶燃料问题,三菱收购了高岛煤矿,之后为了打通一系列产业链,三菱开始飞速膨胀。
1884年,三菱从政府手中收购了长崎造船厂,并从英国工程师那里学到了先进技术,日本从此开始了自研自产现代船只的历程,这座造船厂也是现代三菱重工业的开端。到20世纪初,三菱已经是一家集造船、开矿、钢铁、银行、保险等行业于一体的庞大财阀集团。
日本吞并台湾地区后,三菱还垄断了当地的运输漕运,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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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美国全面禁运日本后,这个60%的铁矿石、95%的石油产品和几乎100%的橡胶都需要进口的岛国,除了屈服于美国、从中国撤兵,只剩下一个选择: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赌博。
日本想赌一场决战,摧毁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在半年内把美国拉上谈判桌。二战期间,三井商社包办军需运输,财阀俨然成了战争机器的引擎。
为了打赢这场以小博大的赌局,三菱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天上飞的零式战斗机,到地上跑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再到海里的大和号战列舰的姊妹舰武藏号,海陆空三个领域的武器装备三菱都参与了设计和制造。
就连战机的瞄准器、军舰的测距仪也来自三菱旗下的日本光学工业,也就是今天的尼康,当代相机行业的又一巨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开始全面占领日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随之成立,负责主持战后日本的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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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HQ在经济方面的设想,主要目的是拆解被视为侵略战争基础的经济结构。1946年至1947年,一系列解体方案和反托拉斯法案相继实行,解体正式提上日程。按原计划,三菱准备被拆分成139家公司。然而世界局势的变化迫使解体计划不得不调整。
美苏意识形态冲突已成定局,美国必须在远东扶持另一个能帮自己抗衡的力量。美国认为,一个经济繁荣、增长迅速、并且和自己关系密切的日本,正是它当时迫切需要的远东盟友。
1948年,财阀解体法案被修改,最后只有包括三菱重工在内的11家大企业作为象征被解散。不久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让刚被拆开的部分企业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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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事需要,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很难迅速补给前线军需,原本就有重工业底子的日本又一次被扶持发展工业。三菱重工在被解散仅仅两年之后就公开复活,并重新把触手伸向了重工业和军工领域。
1954年三菱商事完成重组,到1964年三菱重工完成重新合并。
不过和战前一家控制经济命脉的财阀集团不同,新的三菱收敛了不少,只是由众多带“三菱”前缀的独立公司组成的松散团体,各企业独立运营,形成以金融、贸易、重工为核心的现代企业联盟,而不是战前三菱财阀那种垂直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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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三菱没有像克虏伯那样因经营不善走向破败,新的三菱集团在各个领域开枝散叶、繁荣壮大。但这算不算三菱的涅槃重生,仍然值得商榷。
如今,三菱在金融、能源、航天等领域重新站稳脚跟,核心企业总资产重回约5万亿元。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潜艇都出自其手,它却低调到几乎容易被人忽略。
中国的第一,是招商局集团。它在1872年由李鸿章创办,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公司,还办过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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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招商银行在深圳成立,正是由招商局一手促成。截至2025年末,招商局总资产达15.6万亿元,约为三星、三菱的三倍。
真正的差距不只在数字,更在于企业“归谁”:三星是家族王国,三菱是私人资本集团,招商局是央企,承担的是国家战略。
站在令和时代的开端,回望三菱财阀150多年的历程,依然值得警醒:商界权力膨胀到能左右政府决策的时候,技术成果伴随着道德争议的时候,三菱的故事提醒人们,真正的资本力量从来不会被彻底消灭,它只会不断寻找新的宿主,在毁灭与重生中不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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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给资本立规矩,垄断企业的权威再大,也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以限制和调整,保证合理竞争,避免政府决策受其影响和干扰,这也是美国在20世纪初急于出台反垄断法的原因之一。三个数字,背后是三种体制。
三星长在韩国经济的骨子里,三菱背后藏着日本的历史旧账,招商局则在书写中国企业的新答卷。往后的较量,拼的不只是家底厚薄,更是产业链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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