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日军投降,作为依附者的溥仪也选择了逃跑。然而,溥仪外逃只选择带走了 120 余件珍贵文物,剩下上千件藏品都放在称之为“小白楼”的藏书楼之中。然而树倒猢狲散,随着溥仪的离开,这座藏书楼也开始遭遇抢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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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博物馆后来征集到的苏东坡传世墨迹“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也是一个姓刘的禁卫军连长从伪满皇宫里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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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价值连城,那么争夺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就爆发了。从一开始拿几件就心满意足,到后来人心不足蛇吞象,拿得越来越多,于是也开始了你争我夺。
甚至到了后期,两个人为了争夺一件书卷,彼此各不相让,各抢得一半了事,有的古籍字画甚至被抢裂成了三段、四段。
当初故宫旧藏的千年法书名画,就这样在几名普通士兵的争抢中化为残片。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
这场劫难带来的损失,远不止小白楼内被抢走的那些文物本身。
大量国宝在哄抢结束后通过多条渠道流散出去。国兵们不久后随着伪满军政部的垮台而解散,他们中很多人把抢来的东西带回辽宁、吉林、热河、黑龙江的故乡,珍宝就此流向了四面八方。
长春本地光复路一带很快形成了一个旧物市场,很多从宫中流出的物件在那里公开交易。
这一消息传开后,各地的古玩商纷纷把目光投向长春,当时古玩行业把长春散佚的书画称为“东北货”,“东北货”一时间成了古玩交易中的抢手货,交易以黄金为筹码,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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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物随后又流散到东北三省、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甚至远及美国和日本。
小白楼文物哄抢事件中,最让人痛心的就是相当一部分不懂历史文物之人,为了抢夺它们背后的价值而将文物肆意破坏。
那些被撕掉题跋、被截去引首、被拆散成套的书画,即便后来找到了主体部分,也因为失去了历代递藏的完整信息而大幅降低了文物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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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在这场浩劫中流入民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得知后焦急万分,唯恐这件国宝被转手卖到国外。
持有这幅作品的马霁川张口就是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一面请人从中周旋,一面奔走告知各家古玩厂商,声明此卷有关历史,绝不能流失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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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之下,每个人的命运就显得如此讽刺。
张伯驹等人作为文人,非常清楚这些历史文物的价值,但是个人之力又显得如此之单薄。
那么,当时已经光复南京的蒋氏政权在干什么呢?当局却依然想着如何扩充军队进行内战,对于这些珍贵历史文物问题恐怕是从来不会去考虑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面对这批国宝的流散,并非没有人试图挽回。中共东北局很早就注意到了“东北货”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地区领导的林枫对收存“东北货”一事非常关心。
1947年,东北农业部的张克威把自己从下属处陆续收集起来的十余轴伪满皇宫散佚画卷交给了林枫,其中就有价值连城的《清明上河图》。
林枫将这些文物拨付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鉴定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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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杨仁恺为代表的文物工作者开始了一场异常艰辛的清查和追索工作。
杨仁恺后来回忆说,当时小白楼被伪军据守,除了当年经管的极少数人知道楼内存放着国宝外,值勤人员一概不知底细。
杨先生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走访调查、多方征集,在1950年秋受命鉴定从东北人民银行拨来的一批书画时,终于从三件《清明上河图》中确认了真迹。
这些追索工作陆续追回了包括《清明上河图》《苕溪诗卷》在内的大批散佚国宝。
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目前能够追回的数量终究有限。更多的文物至今下落不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和博物馆中,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无法完全弥合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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