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一盏灯,一张纸,一碗浆糊。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导师、复旦大学图书馆资深古籍修复师黄正仪这辈子最放心上的事,莫过于修书。
她说:能修一本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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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那天,黄正仪主动“交代”:“昨天我七点钟就走了。”对于每天从早上九点坐到晚上九点的她来说,七点下班是件需要解释的事。
30多年前,她来到复旦,后来退休受聘留校。2015年,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她一直在研究院从事古籍修复的教学工作,手上的修复任务也没有停。
“我会让自己清醒的时候再做。”天色深了,她修书修到眼睛和手都不听话了,就立刻停下来,收拾东西回家。
这是老师傅教她的规矩:精力不够,就不要做;没有想好,就不要做。修书是容错率极小的活儿,浆糊厚了,纸会皱;水滴多了,“那个水渍就永远都留在那儿了”。
这条规矩,她守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里,经她之手修过的古籍,“要近万了”。
贴得住,也要揭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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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近期修复的古籍
眼下这批书是校外送修的,对方催得紧。对于破损严重(一级破损)的书来说,黄正仪一天花十二个小时,大约能修三张。
“如果急急忙忙完成,质量就会打折扣。”于是,她请对方再宽限一个月。“修书这件事,一定是靠时间泡的。”
可修起来,她没有感觉到时间,“你会忘掉的”。有时候,学生喊“黄老师去吃饭”,她才想起吃饭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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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制作浆糊
对于黄正仪来说,浆糊要自己打。淀粉煮成糊,再过一道筛,几经搅捣,才能得到满意的浆糊。她研究浆糊,像做实验:淀粉颗粒越小,浆越薄,补出来的搭缝“越薄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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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展示贴着日期标签的自制浆糊
她的办公室案头有只小瓶,装着今年三月十三日打的浆糊,她留着舍不得丢,想看它随时间怎么变化,再去做一个粘度的记录。
浆糊的浓度,近乎一种哲学:既要贴得住,又要揭得开。她说,好的浆糊要“不带痕迹地把它揭掉”,因为几十年后,这本书也许还要再修一次,不能让今天的手,堵死明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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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纸用的各类染料
书要补得好,除了浆糊,还要讲究补纸的颜色和书页“合”,“否则这张纸就突兀了。”橡碗子、红茶、黄柏(黄檗)、苏木这些传统染料,都是她染纸会用到的材料。
每次修书她都会仔细对比纸张的颜色,哪怕只是微弱的差异。她有老花,还有白内障,修复室的光偏红,颜色看不准,她就拿着书跑到过道尽头的窗边,在自然光下反复比对,再用指甲背面轻轻试一试纸性。之所以用指甲背面,是因为指甲正面稍一刮,书封上就会留下“隐隐约约的疤痕”,这是万万不能有的。
古籍修复原则,说来也简单:不补字、不描字。“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她总对学生说:技术很简单,经验才重要。
“做五年和做十年不一样,做十年和做二十年又不一样。”各种修复技法,学到后来“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这本书放在你面前,你知道它该修成什么样。
与修书结缘
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古籍修复这一行,黄正仪的答案朴素得近乎透明:喜欢。
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黄正仪的母亲是位图书馆馆员,父亲是位工笔画画家,和吴冠中是同学。从小,她就是图书馆的常客,也会跟着父亲他们看画、赏画。
高中毕业那年,她把自己的习作拿给父亲,父亲却看了一眼说:“你没有天赋。”于是她就死了学画的心。但画画打下的基本功与审美能力,却一直伴着她,这也给她日后修书带来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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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亲手描摹的书页插画
此后,黄正仪入职了贵州省图书馆,成为一名馆员。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办古籍修复培训班,由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共同承办。对古籍修复一直很感兴趣的她,争取到了培训名额,在杭州一学就是一年。
带她的两位师傅,不仅教手艺,也教分寸:心情不好,就不要修书——“你不开心不重要,我的书破了重要。”这也使得她对修书一直留有一份虔诚的敬畏。
由于先生是上海人,黄正仪时常会来上海探亲。机缘巧合下,她在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师赵嘉福的推荐下,1992年起进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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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在斟酌书签的最佳位置
时光飞逝,她在复旦已工作了近35年。
古籍修复于她而言,“完全是自己愿意”,做着做着,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修起书来的时候,我会忘记很多事情,心很静。”她把自己七十岁的好精力,归结为“人傻,没有心思”。
修书带来的“惊喜”
在很多人看来,书籍修复是重复而枯燥的,黄正仪却不这么想,反而乐在其中。
她修书有个习惯:无论什么书到了手上,都要翻一遍。有一次,她在学校书库里遇到了一批等着换线换面的线装书,随手一翻,看到一本名叫《迷宫》的书,作者署名滕固。
“我心里充满惊喜。”她想起自己的姑父曾出过一本书,扉页上写着“献给老师滕固”;而滕固,既是画家、作家,也曾是她父亲所在学校的校长。数十万册的馆藏里,恰好这本书的线断了,又恰好轮到她来修。就这样,修书把她与姑父和一位从未谋面的故人联系在了一起,“就好像突然在一个街巷里面,偶遇一个熟人。”
还有一次,她接触到了复旦中文系教授王欣夫的藏书,王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题跋写在书衣上。她在修整书衣时无意间读到——王先生在书衣上记录:在地摊上称斤论两地卖出的书中,看到了他老师题写书名的一册书,便将此书买下。她随即从即将丢弃的纸堆里找回了那帧仅题写书名的旧书衣,重新装上。“这一丢,一段往事,就石沉大海了。”她说,“我把它装回去,让后人去发现,去考证。”
她还在修书时读到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信里谈了一种广西出的皮纸,当地人叫“砂纸”,张元济认真地同各地的人讨论它的价钱。“一个出版人,对纸居然这么懂。”被激起好奇心的她顺着一通通书信,阅读面越拉越宽。
她说,修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自己是一个修复者,同时也是一个聆听者,修书打开了一扇窗,让人能隔空听古人讲话。“书不论人的学历高低,总有几句读得通。读得通,它就会给你快乐。”
“书总要流传,修复就跟书伴在一起。”
这学期,黄正仪开设的课程“古籍修复实践Ⅰ”“古籍修复实践Ⅲ”安排在了周五下午。由于课是连着上,她通常一上就是五、六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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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向学生示范修复技法
黄正仪上课,一般会从古籍破损情况调查开始。她会让学生了解纸本中不同类型的“病症”,并学会建立书籍的“病历档案”。之后,她教学生模拟制作不同的装帧形制,装帧方法相对固定,但怎样设计,却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怎样才能让书更加美观?多看,而不是多修——是黄正仪给学生的答案,也是要求。
“跟随黄老师学习让我认识到,培养好的眼光是件很重要的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24级硕士生王家琪说。这意味着修复师要对所修复的古籍有深入的了解,比如能根据卷端题名、前后题跋、纸张材质等信息判断其制作的年代及地区,甄别出其版本价值;能通过纸张的色泽和触感,挑选出与之相配的修复材料等。
学期末,是学生上手修复、学习技巧的阶段。“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此前的‘眼力’训练,为我们呈现修复效果辟开了更广阔的天地。”王家琪说,对于“尺度”的把握,体现于修复师内化于心的修复原则和审美标准,以及外化于行的精湛技艺。
这段时间,只要研究院的工作室没课,来自马来西亚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24级硕士生叶千祥就会来这里修书。
他近期修复的是一本清中期的金石类书籍。这本书从破损状况与定级来看,虫蛀与絮化严重,达到整册书叶的80%以上,属于一级破损。
对于这类情况,过往的修复人员可能会在书叶后直接托一层褙纸,但这会让书叶变得厚且硬,且大范围用浆也会吸引书虫,存在二次虫蛀的可能,有违现今所提倡的文物保护原则。
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在设计修复方案时,多次请教黄正仪。“她传授给我特别多的经验,例如这本书的书叶特别薄,她建议我再添加一道‘衬纸’工序,以保证日后翻阅时的强度。”
在黄正仪的启发下,叶千祥采用了“皮纸加固絮化位置+补洞+衬纸”的修复方案,这一方案用浆较少,且修复好的书叶不会发厚、发硬,又能保证书叶强度。
“她不藏私地把自己所知道的都教给我们,这也让我特别敬重她。”在叶千祥看来,日常生活中的黄正仪就像一位和蔼的邻家奶奶。“平时她就把我们当孙辈一样,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天冷了会嘱咐多穿些,还会常常‘投喂’水果零食。”
黄正仪带过十届古籍修复方向的学生,但真正还在修复岗位上的却屈指可数。但她一点也不悲观:“传承是不会断的。书总要流传,修复就跟书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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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仪指导学生裁补纸
被问到打算做到什么时候,她答得很干脆:“做到做不动了,就不做了。”
那要是还有人拿书来呢?“有书,我还是要修的呀。”她指着案头一部碎成几片、缺字少页的残书,眼睛亮亮的。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她起身送客,又坐回案前——修书这件事,她还要接着做。
组稿:校融媒体中心
文字/摄影:汪蒙琪
编辑:张清扬
责编: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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