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一位家属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一沓材料,眉头拧成一团:“张律师,我老公就是把家里积蓄借给几个老板,收了点利息,有借条有约定,怎么现在移送到检察院,成了受贿罪?”
她丈夫是某市财政局的处级干部,前几年陆续把钱借给几个做工程的老板,月息两分到三分不等,借条、利息约定都写得明明白白。在她看来,真金白银借出去,对方也确实用钱,怎么算都扯不上受贿。
这类咨询张智勇律师这些年碰到过太多。家属的委屈是真的,但法律定性从来不看有没有借条,看的是背后的实质——这到底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披着借贷外衣的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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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分清方向:这是“借出收息”,不是“以借为名”
借贷型受贿分两种,定性逻辑完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一种是借入型:公职人员自己缺钱,以借为名向管理服务对象拿钱,实际根本没打算还。最高法《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3〕167号)明确了判断标准:不能只看有没有借条,要结合借款事由、款项去向、双方关系、有无归还意思和能力等综合认定,本质就是以借为名收好处。
另一种就是本案这种借出型:公职人员主动把自己的钱借给老板,按月收利息。
这种情况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对方愿意付这个利息,看中的到底是你的钱,还是你手里的职权?
如果老板确实有真实资金需求、这笔钱也真的用于经营,利率也在合理范围内,那就是正常民间借贷,受民事法律调整。但如果人家根本不缺钱,或者市面上能借到更便宜的钱,偏偏愿意以远高于市场的利率从你这儿借——多出来的那部分利息,买的就不是资金使用权,是你的职务便利。
二、标尺很明确:高息差额,就是受贿数额
2026年4月最高检发布的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里,检例第248号黄某某受贿案,就是放贷收息型受贿的标杆判例。
案子里黄某某是银行分行行长,利用职务给老板在授信审批上帮了忙,老板主动提出按月息3%向他借钱,同时坦言自己向别人借钱最高也就月息2%。最后黄某某借出800万,收了172万多利息,法院最终认定:超出正常利率那1个百分点对应的57.5万元利息,是受贿。
这个指导案例把规则讲透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明知对方以高息方式输送好处,仍出借资金收取利息,高息部分和职务行为有对应关系的,就是权钱交易,构成受贿罪。数额怎么算?对方有真实资金需求、同期也有向其他人正常借款的,就按超出同期正常借款最高利率的差额部分来算。
现在实务中也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定思路:如果借款人同期向其他人借款的利率查不清,就依次参照当地同期民间借贷一般利率、同业拆借利率来算合理标准;要是借款人根本没有真实资金需求,那就不是差额问题了,全额利息都可能被认定为受贿。
所以常有人问“为什么有的案子全算、有的只算差额”,答案就在这里:核心看借贷真实性有多高。对当事人来说,高息部分想完全脱罪很难,但只要借贷是真实发生的,原则上就该按差额算,不是全部利息都算受贿——辩护的空间,恰恰就在“差额”这两个字上。
三、一个绕不开的硬伤:两分三分息,本身就偏离市场
家属总说“利息也没高到离谱”,其实是算错了账。
月息两分、三分,换算成年利率就是24%、36%。而现在民间借贷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这几年一年期LPR也就3%左右,四倍算下来也就百分之十二三。
换句话说,月息两分三分类的约定,在民事上早就超出了司法保护范围,超出部分法院根本不支持。放到刑事案件里,它还会反过来成为推定依据:利率高到这个程度,明显不符合正常市场规律,办案机关很容易据此认定,对方付的不是资金成本,是职务对价。
四、审查起诉阶段,这件事比盯口供更重要
这位家属还说,丈夫移送检察院后口供没变化,当地律师已经会见过、阅过卷了。
我问她:律师有没有重点核对取证合法性的材料?她一脸茫然,说只关心口供变没变。
很多人以为留置期间的取证没人管,其实《监察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明确,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证据合法性由检察院公诉部门负责审查。所以律师介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入所体检记录等,核查有没有非法取证的情形。如果确实存在威胁、引诱、欺骗等问题,要及时向检察机关提交线索和材料,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这不是“翻供”,是法律明确赋予的诉讼权利,越早提越主动,拖到庭审再主张,采信难度会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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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不能打无罪?先看四个硬条件
回到家属最关心的问题:这种案子有没有机会争取无罪?
我实话实说,这类案件过去裁判尺度确实有分歧,现在有了指导案例统一标准,但核心还是看事实。四个条件,缺一个都很难:
第一,资金来源必须合法。借出去的钱得是工资积蓄、合法投资收益这些,来源能对账、说得清。来源不明的话,性质直接就变了。
第二,对方要有真实资金需求。借钱得是用于实际经营周转,不是拿到钱就放着不用、或者转手再借出去赚差价。
第三,款项交付要真实。钱确实转过去了,对方也实际使用了,有完整转账记录和资金去向凭证。
第四,利率要在合理区间。这也是最难的一关,前面算过,两分三分的月息本身就站不住脚。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点:这几个借款的老板里,有没有在他职权辐射范围内的?哪怕不是直接分管,只要有职务上的关联,就可能会被认定为“高息与职务行为具有对应性”,这是定性的关键。
之前我们办过一起类似的,一位地方领导收了老板200万“利息”,监察机关一开始按索贿认定,到法院阶段我们围绕借贷真实性和数额计算据理力争,最后这200万没被认定成受贿。当然,个案有个案的具体情况,我们不能打包票结果,但这类案子绝不是“定了就改不了”,关键看事实和证据能不能站得住。
六、最后两句实在提醒
第一,绝对别在这个时候补借条、倒签日期、补做流水。原始证据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事后补的东西一旦被查出时间不对,就从“说不清”变成“伪造证据”,性质要严重得多。
第二,不少家属问能不能找外地律师加当地律师一起办,完全可以。《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一名被告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两地律师配合办案是很常见的做法,互不冲突。
临走时那位家属还在念叨,说她丈夫是个老实人。
老实不老实,法官看不到,法官只看证据。而证据里最核心的三件事:钱的来路正不正、对方是不是真缺钱、利息有没有明显偏高。这三件事能说清,案子就有得辩;说不清,借条写得再工整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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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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