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有一种讲法流传得很广,说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有徐志摩在康桥边念诗,有上海的霓虹灯和北平的茶馆。这种讲法不能说全错,但它只照亮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剩下的大片暗处被轻轻放过了。
但事实上,那个年代如果真有什么浪漫可言,分量最重的一份也不在诗人的句子里,而在赣南闽西的山坳里,在那些放下锄头、撂下扁担、连招呼都来不及跟家里人打一声就走去当红军的普通人身上。这一点其实值得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人,偏偏在那个时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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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民国放在数字里看。1912年到1949年之间,全国人均寿命的估算值在35岁上下,这个数字来自金陵大学1929年到1931年对一百多个县三万八千多户农家的调查,男性34.85岁,女性34.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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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底子更具体。土地在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大约30%的农民是纯粹佃农,租种全部土地,另有相当比例的半自耕农在自有的一点薄田和租来的土地之间挣扎。
南京政府在1930年颁布过一部土地法,白纸黑字写着最高佃租率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7.5%,但这部法律从来没有被执行过,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仍然在50%到70%之间。天灾则在一切之上再加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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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到1930年,陕西、河南、甘肃一带的大旱灾造成了至少一千万人死亡,1920年的华北大旱灾死亡人数在五十万以上。一个农民在这样的结构里活一辈子,他的“浪漫”空间是非常狭窄的,狭窄到只剩下一个选项:怎么活下去。
红军给出的答案,首先落在一块具体的土地上。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实行按人口分田,参加红军的农民同样按标准分得土地,分定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生的不补,死的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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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制定的优待红军条例把条件写得更细:红军本人及家属免纳一切捐税,免交房屋租金,子弟读书免交费用,家属每年可以享受五十个以上的劳工帮助耕种,国家商店对红军家属减价百分之五。条例甚至规定,红军在服役期间,妻子提出离婚必须得到本人同意,否则政府有权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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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二十四万人口,参军支前十一万三千人,长征出发时约三万五千瑞金子弟上路,一万零八百人倒在了路上。
1933年5月,兴国模范师五千一百六十一人集体报名加入红军,从师长、师政委到伙夫、马夫,清一色是兴国籍子弟,整师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六月1日,五千多人在筲箕窝广场誓师出征,陈毅代表中革军委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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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分田和参军放在一起看,逻辑并不复杂。一个祖祖辈辈租地交租的农民,第一次拿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土地,第一次知道交了谷子之后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儿子能免费进学堂。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比任何口号都重。他拿起枪,不是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为了保住手里刚刚攥住的那把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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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沙洲坝的农民杨荣显,家里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第二天他就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去报了名。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都牺牲了。
杨荣显没有停,他把剩下的六个儿子也带到了招兵处,年龄够的留下,不够的带回家等。八个儿子,一个接一个送出去,一个都没有回来。老人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身边没有人能告诉他哪个儿子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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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赣南流传得很广,广到几乎每个县都能讲出类似的一家人。会泽县是另一个例子。1935年5月,红九军团经过这个滇东北的县城,停留了短短几天,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报了名,这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
这一千五百多人里,留下姓名的只有一百多个,绝大多数人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他们从会泽走出去,跟着队伍走过了金沙江,走过了雪山草地,然后消失在了某一场战斗、某一次行军、某一个没有记录的夜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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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叫作“浪漫”,用词得很大胆。但如果把“浪漫”理解成一种在绝境中仍然敢于把自己交出去的动作,那么瑞金的农民、兴国的子弟、会泽的矿工所做的,确实比任何一首诗都更接近这个词的骨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读过徐志摩,不知道康桥在什么地方,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这支队伍砸开牢门放人,打开义仓分粮,是一支为穷人做事的队伍。知道了这一点,然后决定跟着走,这个决定本身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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