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级台阶上坐着一个人。
徐佳音跑到那里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山里的雾贴着石阶往上爬,把前头的路和后面的路都糊住了。
她背着保温箱,箱子里是十份早饭,米饭、咸菜、一个煮鸡蛋,热气从箱缝里钻出来,糊在她的后颈上。
她以为是谁家的老人起早了,走不动,在这儿歇脚。走近了才看清,是严秀英,七十九岁,山顶上住得最高的那一户。老人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脸朝着山下。
“严奶奶,你咋坐这儿?”“歇歇。”老人说。
徐佳音把箱子放下,蹲在她面前。老人的鞋上沾着露水,裤脚湿了一截,看样子坐了不短的时间。她伸手去扶,老人摆手:“我不下去,我就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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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徐佳音还不知道,这个“坐一会儿”,老人已经坐了三年。这条山路一共一千零四十六级台阶。
石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的,青石凿的,宽窄不一,陡的地方要手脚并用。山顶上有个自然村,叫黎明村,最旺的时候住着四十多户。这些年陆续搬走了,如今只剩十个人,年纪最小的七十六,最大的九十一。
他们不下山。村里在山下盖了安置房,白墙灰瓦,有暖气,通了自来水,钥匙都发到手里了。可这十个人,一个都没搬。
徐佳音三十四岁,在山下的镇子上管一间老年食堂。三年前的夏天,她给山上送过一回饭,那次是村里老人病了,她替人跑一趟。上去花了四十分钟,下来三十分钟,腿抖了两天。
那次她记住了一件事:山顶上那口老灶,烧的是柴,烟顺着房梁往外走,一位老人蹲在灶前,眼睛被熏得通红,还在往灶膛里塞玉米秸。
下山以后她算了一笔账:十个人,一天三顿,如果顿顿现做,柴、水、米、油,加上收拾,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她就去找了镇上的跑团。跑团里二百多号人,平时跑公路、跑江边,听说要跑台阶送饭,报名的一晚上就满了。
就这么跑起来了。每周五次,早上五点半集合,一人背一层,交接上山。有人背到三百级,有人背到六百级,有人一趟到底。三年,一千四百多趟。
跑上去的人,见到的第一户是陈保国,九十一岁,耳朵背,说话靠吼。他每天早上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看见人上来就喊一声“今天啥菜”,喊得山响。他一个人住,屋里收拾得干净,床底下码着二十几双自己纳的布鞋,说是给儿孙留的,其实儿孙一年来不了一回。
再往上走是三户连着的院子,中间那户住着七十八岁的柳素珍,养了一只黄猫。猫不认生,见人就往腿上蹭。柳素珍有个习惯,每天把饭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拨到猫碗里。徐佳音劝过她,说您自己多吃点。她说:“它陪我说了一夜话。”
最顶上那一户就是严秀英家。老屋三间,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一副碗筷,永远摆着,碗里是空的。徐佳音第一次上去的时候想问,忍住了。跑团的规矩里写着:不问摆设。
徐佳音自己跑得最多。她算过,三年下来,这些台阶她上下了一千多次,膝盖落下了毛病,阴天就疼。
起初山下人不理解。有人说这是搞噱头,拍视频、上新闻,热闹几天就散。也有人说,老人有儿有女,凭啥让一帮外人天天爬山送饭。
跑团内部也吵过。第二年冬天,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上山的人从一百多掉到二十几。有个开超市的老板说要退,说这活儿看不到头,家里人也骂他傻。开会那天晚上,二十几个人挤在食堂里,谁也不说话。
最后是老吴的邻居、开货车的孙大勇拍了桌子:“退就退,别在这儿磨叽。我背不动米,我背水。”第二天他真背了两桶水上去,背到第六百级,桶绳勒进肩膀,回来半个月没敢脱衣服。
从那以后,跑团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强制,来去自由;二是账目每月贴在食堂门口,米多少斤、油多少桶、谁捐的、谁买的,一笔一笔写清楚。徐佳音自己垫过四千多块钱,账上记着,她一直没让别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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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山顶上十位老人,有七个是独居。儿女在城里,一年回来一趟,清明。剩下三个,两个老伴走了,一个儿子在外地打工,十年没回。
更没人知道,严秀英的儿子就在山下。
他叫吴建平,四十八岁,开出租车。每天下午五点交班,把车停在镇上的停车场,走两站路,到山脚下那个石牌坊前面,站一会儿,再回家。三年了,天天如此。
这事徐佳音后来才知道。跑团有个规矩: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不接采访。有人违反,第一次警告,第二次退出。这条规矩是徐佳音定的,定的时候大家还不服,说做了好事为啥不能说。她说:“说了,老人就成了被看的人。”
第三年春天,山上下来过一回记者。
是个年轻姑娘,戴着眼镜,扛着机器,从第一级台阶一路拍到顶。她拍到严秀英家门口,老人正在晒被子,看见镜头,转身进了屋,把门关上。姑娘在门口等了一个多钟头,没等到人出来。
她后来又去采访徐佳音,问这个项目一年花多少钱,钱从哪儿来。徐佳音说,米是食堂的,油是捐的,人的力气是自己的。姑娘问,那你们图什么。徐佳音想了想,说,图他们不用自己生火。
稿子最后没发。姑娘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不适合做爆款。
可是去年冬天,还是出了事。
那天是十二月底,山上下了冻雨。石阶上结了一层薄冰,看着亮,踩上去滑。跑团里一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叫彭宇,送外卖的,脚程最快,那天背的是最重的一趟,米和油。他跑到第七百多级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往后仰,保温箱甩出去,顺着台阶滚了二十几级,米撒了一路。
彭宇的胳膊擦破了,膝盖磕出淤青,人没大事。可他坐在台阶上,看着滚下去的米袋,忽然哭了。
徐佳音赶上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坐着。“佳音姐,我送不动了。”他说,“我一天跑四十单外卖,脚都不是自己的。我妈说我有病,图啥。”
徐佳音没劝。她蹲下来,把撒了的米一粒一粒捡,捡了小半袋,剩下的捡不起来。她说:“走吧,今天的饭还得送。”
那天晚上,山下就有了话。说跑团有人摔了,说这事本来就不该干,说老人不下山是他们自己的事,凭什么让年轻人拿命去送。话越传越难听,最后传到镇上的一个自媒体号,标题是:跑山送饭三年,是善举还是表演?
稿子发出来那天,徐佳音接到七个电话,有记者要采访,有网友要捐款,还有人质疑账目。她把电话都挂了,晚上一个人去了山脚。
石牌坊下面站着一个人,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夹克,手插在兜里,正往山上看。徐佳音认得他,镇上开出租的老吴,坐过他的车。“吴师傅,这么晚还在这儿?”
“路过。”他说。徐佳音没多想,抬脚要上山。走出十几步,那人叫住她:“姑娘。”“嗯?”“我妈……严秀英,她今天吃饭了没?”
徐佳音站住了。她回头看那个人,路灯照着他的脸,四十来岁,眼角的褶子很深。“你妈?”“我住山下。”他说,“我不上去。”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记住了,但没问。跑团的规矩里有一条:不问家事。
转折是在正月里。正月初五,山上出了大事。严秀英夜里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摔在堂屋门槛上,人动不了。第二天早上送饭的人上去,看见老人躺在冰凉的地上,半边身子已经僵了。
徐佳音接到电话从家里跑出来,鞋都没换。她跑到山脚,看见石牌坊下站着一个人,正往上冲,冲到一百多级,腿软了,扶着石阶喘。
是老吴。“你上去啊。”徐佳音说。“我上不去。”他说,声音抖得厉害,“我三年没上去过。”
那天最后是六个人轮流把老人抬下来的。老人体重轻,不到八十斤,可台阶陡,抬的人一路打滑。老吴跟在后面,一步一挪,走到第五百级就走不动了,坐在那儿,捂着脸。
老人送到镇医院,股骨颈骨折,要手术。手术签字的时候,医生问家属是谁,老吴站起来:“我是她儿子。”医生又问,老人还有其他子女吗。他说没有了,就他一个。
签完字,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只手垂着,坐了很久。徐佳音去买了两个包子,递给他一个,他接了,没吃。“你为啥不上山?”她问。
老吴低着头,说了三个字:“我不敢。”那句话的后半段,他隔了很久才说出来。
二十年前,严秀英的老伴吴德海病重,住在山顶老屋。那时候山下还没有安置房,村里人陆续往下搬。老吴劝母亲搬,母亲不搬,说老头子还没走,走了再说。
吴德海走的那年冬天,雪大,路封了十来天。人是在堂屋里停的三天,才抬下山的。抬的人踩空了两次,棺材差点翻。老吴在边上看着,一句话没说。
后事办完,他跟母亲吵了一架。他说妈你搬下去,你要是不搬,我这辈子不上这个山。母亲说,你不上就不上。老吴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他媳妇劝过他很多回。头几年还劝,后来不劝了,逢年过节自己把东西送到山脚,托人带上去。有一年,他女儿问爷爷埋在哪儿,他说在山上。女儿问那我们去看看,他说路不好走。女儿又问奶奶为啥不下山,他没答上来。
他给女儿买过一个望远镜,二十几块钱的那种。女儿拿着望远镜站在阳台上往山上看,看了一会儿说,爸,啥也看不见,全是树。
他就真的二十年没上去过。搬了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孩子都上初中了。逢年过节,他把东西送到山脚,托人带上去。母亲也不下山,两个人就隔着一千零四十六级台阶,谁也不肯先低头。
“我不是不要她。”他说,“我是上不去。我一上那个台阶,就想起那口棺材。”
徐佳音听完,没说话。她想起三年前第一次上山,看见老人蹲在灶前烧火;想起每次送到最顶上那一户,老人接过碗,都要往山下看一眼;想起第八百级台阶上那个坐着的身影。
“吴师傅。”她说,“她每天在第八百级坐着。”老吴抬起头。
“三年前我刚开始送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徐佳音说,“我以为她走不动,问她,她说歇歇。后来我每次跑到第八百级,都能看见她。有时候下雨,她打着伞坐;有时候下雪,她穿着棉袄坐。她坐的时间不长,十几分钟就回去。”
老吴的嘴唇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徐佳音去了医院。老人醒着,腿吊着,脸色蜡黄。她坐到床边,给老人擦了擦嘴角,老人忽然说:“姑娘,我认得他的脚。”“谁的脚?”
“我儿子的。”老人说,“他走路右脚落地轻,左脚重,小时候摔过一次,走路一直这样。他每天下午到山脚,站一会儿就走。我在第八百级坐着,听不见他上山,可我听得见他在山脚站着。”
“山脚离那么远,你怎么听得见?”“听不见。”老人说,“我知道他站在那儿。知道了,就等于听见了。”徐佳音坐在床边,半天说不出话。她这才明白,那个“歇歇”,老人歇了三年。
“他为啥不上来?”老人闭了一下眼睛:“他怨我。他爹走那天,我说了句狠话。”“什么狠话?”
“我说,你嫌这山高,你就别上来了。”老人说,“那是气话。我说完就后悔了。可我不能收回,他爹在堂屋里停着,我不能当着人收回。”
“你在等你的脚步声。”徐佳音说,“你每天在山脚站一会儿,她知道。她走不到山脚,就走到第八百级。”老人的手术做了三个小时,很顺利。
住院那阵子,老吴天天来,坐在床边,给她削苹果,削得很慢,皮不断。严秀英清醒的时候不多,醒过来就问他:“你咋不上山?”他说:“妈,等你好了,我背你上去。”
老人不信,摆摆手:“你上不去。”
腊月底又出过一回险。山上蓄水池的管子冻裂了,十户人家断水。跑团临时改了送的东西:不送饭,送水。一人背二十斤,一天两趟。
那五天,徐佳音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谁能来,谁来,来不了不怪。”第二天早上五点半,石牌坊下站了六十几个人,比平时多一倍。有人背着孩子来,孩子在下面等着;有人把家里的塑料桶都搬来了。
水送到第七百级的时候,天开始下雾,能见度不到五米。孙大勇在前面带路,一边走一边喊:“跟上我,别掉队。”后头的人就跟着那个声音走。
第五天,水管修好。山顶上十个人,没有一家断过水。三月里,老人出院了。
出院那天,老吴把车停在医院门口,说妈,咱回家。老人问哪个家。他说山上的家。老人愣了一下,眼睛就红了。
那天下午,徐佳音带着跑团的人在石牌坊下面等着。老吴把母亲背起来,走到第一级台阶,停了一下,然后往上走。
一千零四十六级。他走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歇了七回。跑到一半,他的汗把衬衫湿透了,腿抖得像筛糠,可他没放下。跑到第八百级的时候,他停住了。
“妈。”他说,“你以前就坐这儿?”老人趴在他背上,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嗯了一声。“你坐着干啥?”“歇歇。”老人说。老吴站在那儿,肩膀开始抖。他背上的老人伸出手,拍了拍他的头,说:“走,回家。”
过了清明,山上的事有了变化。镇里重新修了那条台阶路,加装了扶手,陡的地方铺了防滑条。安置房的政策也改了,允许老人“两头住”:冬天山下,夏天山上。有五位老人搬下去了,剩下五位还是不走。
严秀英搬到了山下,跟儿子住一个小区,两栋楼,隔一条小路。她每天下午都要出来散步,走到小区门口,往山那边看一会儿。
老吴把出租车卖了,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车摊。摊子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自己坐,一把给母亲。
严秀英搬下来以后,头一个月不适应。她说山下太吵,夜里车灯晃得睡不着。老吴就把她房间的窗帘换成了厚的,两层。
第二个月,她开始下楼。小区门口那个修车摊,她每天下午搬个凳子坐在旁边,看儿子给人补胎、打气。有人来找老吴聊天,她就听着,偶尔插一句。
有一天早上五点多,她起来了,走到小区门口,正好看见跑团集合。二十几个人背着保温箱,从她面前跑过去。她站在那里,一直看到人跑远。
第二天,她拿了一袋东西,在路口等着。等徐佳音跑过来,她把袋子塞过去,说:“干菜,我自己晒的。山上那几个人爱吃。”徐佳音打开看,是萝卜干和豆角丝,晒得很干,装了满满一袋。
跑团还在跑。人数少了一些,从二百多降到一百三十多,可每周五次没断过。彭宇没有退出,摔过那一次之后,他把外卖的班调成了早班,每天四点半收工,正好赶上送饭。
有人问他还送不送。他说送,送到老人不用送为止。
那个质疑“作秀”的自媒体号,后来又发过一篇稿子,标题改成了:三年,一千四百趟,他们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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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音没看。她那天上山,背的还是十份饭——山顶上还剩五个人,可她照旧多备五份。多出来的五份,她放在山路边一块平石上。
那块平石后面是一片竹林,林子里有三座坟,最靠外那一座,是吴德海的。她放下饭,站一会儿,下山。
坟前有个豁了口的粗瓷碗,摆在碑脚下,碗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盛。那是严秀英春天上来时摆的,她说老头子吃饭快,碗得摆在手边。徐佳音每回送完饭,都会往那个碗里拨一勺米饭,再盖上一片咸菜。米饭在碗里凉下去,风一吹,表面结成一层硬壳。
下山的时候,她想起一件事。她妈也在这山上住过,二〇一九年走的,走的时候八十一。那时候她还在城里上班,一个月回来一趟,每次上山都是跑着上,跑着下,怕赶不上末班车。
她妈走的那年,她辞了工作,回镇上开了这间食堂。这件事她没跟任何人说过。去年秋天,严秀英问她:“姑娘,你妈是不是也住过这山上?”
徐佳音正在给她盛饭,手停了一下:“你怎么知道?”“你上台阶的脚步声,跟别人不一样。”老人说,“你走得像赶时间。”“赶时间干啥?”“赶时间回家。”
徐佳音那天没接话。她把碗摆好,筷子摆正,说奶奶您慢点吃,我先下去。老人拉住她的袖子,说姑娘你别急着走,坐会儿。
她就坐了一会儿。老人吃饭很慢,一口一口,嚼半天。屋里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和碗筷碰桌面的轻响。窗外太阳照进来,照在老人的手背上,那手背上全是褐色的斑点。
那天她把饭放下,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现在她还是每天五点半集合,背十份饭,跑到第八百级,停一下。
第八百级那一块石阶,比别的地方磨得更滑一点,中间有一小块凹进去。她每次跑到那儿,都会放慢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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