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四年六月,赵孟頫刚授兵部郎中,朝廷就派他和尚书刘宣驰驿南下。任务很硬:至元钞法在江南推行不力,行省丞相慢令,左右司和诸路官该笞就笞。换句话说,他手里攥着一根真能打人的鞭子。
今天的人提起赵孟頫,先想起那一手圆熟好看的字,想起《秋郊饮马图》里红衣奚官和十匹马。再往下,往往就是一句骂名:宋宗室,跑去元朝做官。很少有人留意《元史》里那句短短的记载——他一路南下,回来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打。
我读这段的感觉是,这件事比他任何一幅字都更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不敢打。同一部《元史》写得清楚,桑哥做丞相时,钟一响就坐到省里治事,六曹官迟到的直接挨笞。赵孟頫有一次晚到,断事官真把他拉过去要打。他事后找右丞叶李讲道理:「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翻成今天的话:士人不是罚不得,但不能像打仆役那样打;打掉的是一个人的脸面,也是朝廷自己的脸面。桑哥惭愧,把他安慰几句送走。从这以后,受笞的只剩曹史以下的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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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他为什么护着那些人,得先说清楚他管的是什么。兵部在元代总天下诸驿。那几年使客往来,沿途饮食的花费比从前贵了几十倍,驿站拿不出钱,就向百姓强取。《元史》原话是「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赵孟頫做了兵部郎中,头一件记下来的事,就是请中书省增拨钞钱。说白了,驿站缺的不是规矩,是钱;上面不掏钱,下面就得从百姓碗里刮。
所以他那次南下不笞一人,我觉得不是心软。要打的人多半也在替上级背锅;打完,钞法还是滞涩,百姓的负担一分不少。他宁可回去挨丞相斥责。《元史》只写「丞相僧格大以为谴」,七个字轻飘飘的,可在当时的官场里,够他喝一壶。僧格就是桑哥,同一名字的两种译写。
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元世祖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致灾的缘由,旁人不敢碰时政,他私下劝阿剌浑撒里上奏,把没征上来的钱粮一笔勾销。桑哥发火,说这不像皇帝的意思。赵孟頫回了一句:「凡钱谷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今天的话:没收上来的税,人已经死绝了,现在不免,将来追账,这笔烂账还是压在尚书省头上。桑哥想明白,诏书下来,百姓才缓过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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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越会替人解围,越躲不开另一件事。世祖问他,留梦炎和叶李谁更好。留梦炎是降元的宋臣,又是他父亲的同辈,他只夸对方稳重、有大臣器识。皇帝点破:留梦炎在宋朝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时一声不吭;叶李一介布衣敢伏阙上书请斩贾似道。你不好意思骂老前辈,那就写首诗讥他。赵孟頫当场写下「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大白话就是: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我把忠心交给新朝廷。皇帝连连称善。
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这首诗后来传成了三个样子。《元史》只记两句;杨载《赵文敏公行状》记全四句,作「且将忠直报皇元」;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的却是「好将忠孝报皇元」。忠直和忠孝,差一个字,味道全变。我读这些异文的感觉是,后人一直在替他改口——改的不是诗,是自己心里那点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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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写过一首《岳鄂王墓》,里头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骂的是南宋君臣;写这首诗的人,后来在元朝做到翰林学士承旨。明末傅山说过一句狠话,「薄其人而遂恶其书」,嫌他这个人,连带嫌他的字。可傅山自己早年临赵字,没几遍就想乱真,后来才改口。这里头的别扭,恐怕不只是书法的事。
如果你坐在他那个位子上:手里有一道可以打人的敕令,你是打给上面看,还是留着那点分寸?皇帝当面要你写诗贬低父执,你是照写,还是把笔放下?隔了几百年,别人拿你的字说你的事,你又会不会站出来辩一句?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杨载《赵文敏公行状》,附见《松雪斋集》;傅山《作字示儿孙》,见《霜红龛集》卷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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