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1月19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国际交流中心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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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认真记重点 视频截图
据中国新闻社报道,会议现场,普京笔不离手地记重点,认真记录,特朗普专注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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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专注聆听 视频截图
极目新闻综合中国新闻社、央视新闻
延伸阅读:
中俄美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牵动国际社会目光。11月19日,三国领导人齐聚深圳,大国关系迎来一次重要的直接对话。
中俄、中美、美俄三组双边关系冷暖不一,三国领导人为何选择此时同台而坐?从传统三角互动走向三方协调,还需跨越哪些障碍?首次会晤的成果又该如何衡量?
今年5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曾提出:中俄美之间的三组双边关系,能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三方关系?如今,这一设想迎来现实检验。
日前,观察者网邀请崔洪建教授就中俄美三方会晤的动因与成果预期展开对话。他认为,近一年多来中美、美俄关系出现的缓和迹象,为三方会晤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发挥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作用,则是促成此次会晤的关键。
但三组双边关系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大国关系的整体稳定——任何两国走近,都可能引发第三方的战略猜疑。此次三方会晤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直接对话减少这种猜疑,推动大国关系走向更加稳定的协调。
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会晤成果,崔洪建强调,不能只盯着具体问题能否得到解决。首次三方会晤更重要的是释放稳定信号、增进各方信心,并为未来持续沟通建立框架。他将中方对此次会晤的主要预期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信号、信心、框架”。
此外,崔洪建还谈到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影响、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的战略位置,以及欧洲的复杂心态。
【对话/观察者网 张红日】
从“三角”到“三方”,为何现在成为可能?
观察者网:您今年5月曾提出,中俄美之间的三组双边关系,能否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三方关系?如今三国元首19日在深圳举行会晤,这一转变为什么会在当前成为可能?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此次会晤的性质,您会选择什么?
崔洪建:我当时就认为,在今年APEC这样的场合,很可能出现三方领导人同台互动的情况。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首先,近一年多来,中俄美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其中最稳定的是中俄关系,长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互信水平。相比之下,另外两组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大。中美关系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一直比较动荡;美俄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因乌克兰问题及其他矛盾,冲突和对立不断上升。但近一年多来,三组双边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稳定和缓和迹象,为三方会晤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过去十年国际形势剧烈震荡,三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不断增多,加强协调、增进互信的动力也随之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三组双边关系都有所缓和,但如果仍然只在双边层面处理大国关系,客观上反而可能增加彼此之间的猜疑。例如,中俄互动更多,美国可能有所疑虑;中美关系趋于稳定,俄罗斯也可能产生担忧。
因此,三组双边关系的改善,并不能直接带来大国关系的整体稳定。从双边关系走向三边关系,尤其是三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就非常有必要。这种形式能够进一步增进大国互信,提高沟通效率。
如果用两个词概括此次会晤,我认为是“稳定”和“协调”。
“稳定”反映了三国领导人和政府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共同愿望。“协调”并不是说三个国家要关起门来决定国际事务,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向国际社会释放稳定的信号。
近些年来,许多国际问题的产生和延宕,都与大国关系不稳定、不协调有关。如果大国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并逐步走向协调,就有助于国际社会应对当前的诸多挑战。
这里所说的“协调”,更多是指大国关系总体上的协调,而不是要求三国直接协调所有具体事务。大国关系不能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更不能完全以竞争甚至对抗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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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广东深圳,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席即将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三组双边关系的缓和是三方会晤的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否就是促成此次会晤的最关键因素?
崔洪建:应该说,这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双边关系层面的稳定和缓和,为举行三方会晤创造了必要条件。但要真正促成会晤,还需要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发挥的作用。
从因果关系看,双边关系缓和是必要条件,中方发挥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作用,则是促成此次三方会晤的充分条件。
如果没有中方发挥作用,各方甚至可能难以就会晤地点达成共识,三方会晤在哪里举行恐怕都会成为问题。
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和对外开放的高水平,整体稳定性和政策可预期性强。近年来,中国外交实践也积累了信誉,俄美两国领导人都可以放心来到中国。
今年中国又是APEC东道主,因此,无论从政治条件还是实际操作层面看,举行三方会晤都具有现实可行性。
我认为,大国双边关系的缓和与中方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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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视觉中国
美国是重要变数,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观察者网:您此前曾指出,美国是中俄美三边协调中的“最大变数”。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您认为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的战略考量和谈判空间?
崔洪建:中期选举结果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政府无疑是一个打击。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博弈进入新阶段。外界预期,美国可能出现府院分治的局面。相对而言,在外交领域,即便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其对特朗普政府的制约也可能弱于内政领域。因此,外交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集中发力的方向,以此挽回中期选举失利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显然希望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有所作为。比如在俄乌问题上,美国正在增加外交投入,希望取得一些成绩。与此同时,改善大国关系也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中美之间仍有悬而未决的贸易和经济问题,关系到美国的经济稳定、贸易和投资收益以及就业水平;而改善美俄关系,也可能为美国在欧洲方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资源创造条件。
所以,我认为,中期选举结果正促使特朗普政府更加主动地参与三方对话。
观察者网:美国国内的两党博弈,是否会限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回旋空间?此次会晤形成的共识,如何更好地巩固下去?
崔洪建:这种影响需要分阶段来看。
从现在到明年1月,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尚未完全体现,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仍然是一个可以在外交上发力的窗口期。美国政府可能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有所作为。
明年1月以后,如果民主党掌控两院,就可能采取各种方式与特朗普政府展开博弈。不过,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看,他不会轻易向民主党的压力让步。同时,民主党短期内的主攻方向可能仍是内政。因为相较于外交政策,国会在内政领域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空间更大。因此,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向外交领域传导,还会存在一个时间差。
当然,如果民主党试图在外交政策上挑战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我认为,即便美国两党围绕大国关系展开更激烈的政治博弈,也不必然会背离此次三方会晤形成的基调和氛围:如果此次会晤释放出积极的缓和信号,得到国际社会及美国国内民意的正面回应,那么这种环境也会反过来约束美国国内出于党派利益的政治博弈。
未来将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只要三方沟通有利于大国关系稳定,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的信心,就值得继续推动。
美国国内政治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大国关系能否缓和、能否协调的决定性因素。
三方会晤,是为了增进超越双边关系的信任
观察者网:美国国内存在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调整对华战略布局,甚至所谓“联俄制华”的讨论。现在中美关系也出现趋缓迹象,您认为俄罗斯在三边关系中将处于怎样的战略位置?
崔洪建:三方会晤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方面,可以把三国各自关心的问题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讨论,开展更深入的沟通;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外交形式上减少双边关系改善给第三方带来的猜疑,避免这种改善被理解为对第三方的潜在威胁。因此,三方会晤不是简单叠加三组双边关系,而是要通过新的沟通形式,打破双边互动可能引发的战略猜疑。
俄罗斯在对华对美关系中都有战略目标和具体的利益诉求,但寻求与中美对话、拓展外交空间无疑是其优先事项。在面对部分国家制裁并对俄搞外交孤立的情况下,出席APEC领导人会晤并参与三边对话符合俄方的外交目标。从作为核大国的角度出发,俄方参与三边对话一定程度上是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延伸,从作为亚太经济体的身份出发,参与三边对话也有助于俄方提升其经济能见度并配合其“东向政策”。当然,俄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后如何找到三方的共同目标和议题。
观察者网:中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而中美、美俄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双边关系与三边互动之间的平衡?
崔洪建: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中俄双边关系一直比较稳定,互信水平也很高。这是中俄美三方会晤能够举行的重要基础。但进入三边层面以后,就需要遵循不同于双边关系的逻辑。
双边关系是三方会晤的基础,却不应该成为主导三方会晤的最主要因素。双边关系更多是“台后”因素,而不是“台前”因素。
举个例子。普京不愿意到美国主办的G20峰会上举行三方会晤,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对美俄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还缺乏足够信心。美俄关系尚不足以让俄方放心地前往美国主场参加三方会晤,但俄罗斯对中国有信心。
开展点对点的双边外交,很多问题容易展开和深入。但在三边场合,就要特别重视立场公允、观点平衡,不能完全按照双边关系来划分亲疏远近。
既然是三方会晤,就应该找到共同话题,让各方都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也让各方都能有所收获。平衡、公正、公开,是推动三方会晤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则。
“信号、信心、框架”更重要
观察者网:三方会晤需要建立不同于双边关系的沟通方式。那么,您认为首次会晤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三方能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
崔洪建:这次三方会晤毕竟是第一次,当前国际环境又比较复杂,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不能急于求成。
我认为,此次会晤首先已产生“早期收获”效应:三方均有意愿举行会晤并得以实现,这本身就十分重要。
其次,此次会晤在中国举行,又是在APEC这样的场合,能够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三个主要大国都愿意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这也反映出当前大国普遍有寻求重新平衡政策重点的诉求。
第三,三方领导人坐到一起,并不意味着现有双边问题已经解决。中美之间、美俄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会晤不可能马上解决所有困难问题。
因此,衡量此次会晤的成效应该看三个方面:一是释放大国关系稳定的信号;二是展示三方愿意共同讨论问题的政治意愿;三是为今后进一步讨论具体问题、困难问题建立框架。
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着眼长远,以系统性方式开展大国外交。所以,我认为中方对此次会晤最主要的预期,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信号、信心、框架”。
首先要营造积极的沟通氛围。至少要让各方在开完这次会以后,仍然愿意继续举行下一次会晤。对于首次三方会晤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这种对话形式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急于在具体分歧上取得突破。
观察者网:目前三方关注的议题存在差异。美国比较重视核军控,俄罗斯则关注乌克兰危机。如果不以解决具体争端为目标,三方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进展?
崔洪建:现在外界讨论国际问题,往往过于关注具体议题和具体成果。
实际上,中美、美俄关系当前的缓和仍然只是一个开端。有些悲观的判断认为,这种缓和可能只是阶段性的,甚至是一次“临时休战”。中方希望通过三方会晤让已经出现的稳定和缓和势头持续下去,正是对这种大国关系“悲观论”的正面回应。
如果一开始就集中讨论具体问题,就可能会带偏三边会晤的方向,破坏大国协调的气氛。
比如乌克兰问题。美国目前有自己主导的谈判轨道如果中国介入,美国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也可能影响其在谈判进程中的主导性。而且中国不是乌克兰问题的直接当事方,现在也没有必要在三边会晤的场合就此牵涉其中。
同时,三方会晤还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因此,对此次会晤成果的预期,首先应放在它所推动形成的局面和营造的气氛上。
当然,我认为三方仍有可能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
首先是经济合作。此次会晤安排在以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APEC场合,中俄美可以在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区域开放等方面寻找共同点。这些相对柔性的议题,比较容易形成共识。
其次是国际局势。如果三方都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不应继续动荡,地区冲突应尽快得到解决,那么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推动冲突缓和等方面,就存在形成原则性共识的可能。
最后是全球治理。美国接下来将主办G20峰会。如果大国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各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加积极的共同表述,对美国主办G20也有好处。
因此,我认为,至少在经济合作、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这三个方面,三方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共识性成果。
观察者网:《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今年2月到期后,国际核军控体系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作为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两个国家,美俄特别是美国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崔洪建:美国方面有比较具体的预期。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下,特朗普来到中国,肯定不希望空跑一趟。除了三方可能达成的原则性共识,他也希望提出具体议题,以体现自己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但我认为,在这一场合讨论核军控问题目前存在两个障碍:第一,讨论这一问题的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第二,三方会晤不是讨论核军控问题的合适场合。
在核军控问题上,中方立场很明确。核军控首先是美俄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要求中方承担所谓同等责任。
从核武库数量和质量来看,中国与美俄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因此不能把美俄应承担的核军控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当前国际核军控体系已经受到严重冲击。美俄先后退出或终止了一些重要的双边军控条约,原有约束机制不断削弱。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主要核大国,如果缺乏足够的相互限制和规则约束,国际战略稳定就会面临更大风险。
因此,我认为,美俄应该首先解决如何承担自身核军控责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可以寻找更多机会和更合适的平台,进一步讨论相关议题。
不过,如果美俄双方有意愿,中俄美三方仍可以就地缘政治冲突、核扩散风险等问题表达共同看法。这方面存在一定合作空间,但与直接开展三边核裁军谈判是两回事。
中国主场外交:经济合作是推动三方共识的重要方向
观察者网:此次三方会晤安排在深圳,与APEC会议背景相联系。您认为,中国作为东道主,应当如何发挥作用?这一安排传递了怎样的外交信号?
崔洪建:我认为,此次三方会晤安排在APEC场合,中方可以重点突出经济外交。这也是最有可能推动三方形成共识的领域。
因为讨论经济问题时,各方相互防范和戒备的心理相对会弱一些,相互需求的意愿会更强一些。同时,经济发展也是中俄美三国共同面临的重要关切。虽然三方的具体诉求不同,但在经济领域仍有不少可以公开讨论、寻求合作的空间。
其次,中方可以利用此次主场外交的机会,展示继续扩大开放、推动区域发展和互联互通的意愿。这些都是中国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的重要信号。
第三,充分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让三方会晤服务于中方对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整体考量,即推动大国关系持续缓和,让各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并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处理彼此关系。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三方会晤就能与APEC主场外交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关系。
中国作为东道主,会坚持平等、公允和平衡的原则,真正发挥建设性大国的作用,推动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观察者网:从更广泛的国际秩序来看,中俄美三方加强协调,如何既发挥大国稳定国际局势的作用,又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崔洪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前国际形势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各方都面临着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延宕以及全球发展受阻等共同挑战。大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世界找到一条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我不认为中俄美三方协调意味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或者由几个大国重新决定世界秩序。这不是此次会晤要解决的问题,更违背中方的政策主张。
中国主张的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世界多极化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多极化应该如何发展,还需要通过国际关系民主化加以引导。换句话说,就是要用多边主义、用国际关系民主化来驾驭、引导和塑造多极化。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底色。
在中方看来,中俄美三方对话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许多地区冲突之所以延宕、持续甚至升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后存在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抗。
如果大国关系能够保持总体协调和良性互动,许多问题持续恶化的主要根源就可能逐步消除。如果现在大国关系持续恶化,对于热点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抱薪赴火,而寻求良性互动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思路。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大国的权力和责任。
外界讨论大国关系时,往往更多关注大国权力的一面。但大国不仅有权力,还有责任。中国一直强调,大国的能力和影响力应当与其承担的国际责任相匹配。
在中方看来,中国与历史上一些传统大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更加重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而不是单纯依靠自身实力行事,甚至谋求霸权。
因此,中俄美三方沟通应该是为了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为国际社会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而不是落入由几个大国共同决定其他国家命运的历史和话语陷阱。
欧洲的处境:边缘化还是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您长期研究欧洲政治与外交。此次中俄美三方会晤,欧洲并不直接参与,但乌克兰危机和欧洲安全又与三国关系密切相关。您认为,欧洲会如何看待此次会晤?这对欧洲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
崔洪建:欧洲目前的初步反应,一方面是存在疑虑,另一方面也在观望。不过,欧洲的疑虑有比较具体的指向。
在欧洲看来,中美关系的缓和与稳定有利于欧洲在大国博弈中获得喘息空间并维护其利益。欧洲现在担心的是,三方会晤可能为俄罗斯提供又一个实现“外交突破”的机会。
对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仍然是其向俄罗斯施加影响、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手段。
所以,欧洲对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和缓和并没有太多反对意见甚至对其有助于解决它的一些实际问题还有所期待,但对于俄罗斯可能通过此次会晤获得额外的外交利益,存在戒备和疑虑。
至于欧洲没有直接参与三方会晤,我认为还需要考虑具体背景。首先,此次会晤安排在APEC场合,而欧洲并不属于这一合作机制。其次,谁代表欧洲的问题以及最后,欧洲在某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上还不具备足够的话语权。
当然,欧洲会密切观察此次会晤的过程和结果,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实现参与大国博弈的目标。
未来欧洲与中俄美等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将比较复杂。一方面,它们仍然需要与大国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横向联合来增强自身实力,以此获得更多战略空间和话语权,以应对大国协调可能带来的影响。
因此,欧洲未来可能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在舆论层面,密切关注三方会晤,并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相应叙事;在战略层面,与大国之间既竞争有合作,并通过加强与其他中等强国之间的合作,扩大自身的外交空间。
总结来说,欧洲既希望大国关系保持稳定,又担心大国协调影响自身利益;既希望增强战略自主,又无法完全摆脱对主要大国的依赖。
这些方面将体现会晤成效
观察者网:如果把观察时间拉长到未来半年至一年,您认为有哪些具体迹象,可以体现此次深圳会晤的成果?
崔洪建:此次三方会晤顺利举行,如果形成一个可预期的前景的话,首先应该对三组双边关系产生积极作用。
比如,会晤结束以后,中美关系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缓和,美俄关系也是如此。
具体到时间表来说,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
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接下来半年到一年,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会有政治博弈,特朗普政府能否落实相关在三边会晤中的表态,抵御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要看双边关系中的具体问题能否持续改善。比如,美俄之间在乌克兰问题、欧洲安全和制裁问题上,能否出现更大的松动;中美之间在贸易、经济、科技等方面,能否进一步缓和分歧。明年初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需要有一个结论,至少应该出现某种阶段性的进展。这些都可以作为观察指标。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后续多边外交中的大国互动。
美国接下来将主办G20峰会。此前在G20场合,美国曾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那么,在美国主办的下一次G20峰会上,是否还会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相关分歧有所缓解,大国之间展现出更多合作意愿,也可以说明此次三方会晤在增进中美互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还有一个直接指标,就是三方对话能否延续。比如,三方是否有意愿继续寻找机会,举行下一次领导人会晤。
我认为,这些如果能够实现,都可以说是此次三方会晤的具体成效。
对于第一次三方会晤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沟通平台。如果未来三方不仅愿意继续对话,而且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也能逐步改善,那么此次会晤就真正发挥了推动大国关系稳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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