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兰州狱警殴打服刑者致死案再审一审宣判,四狱警分别获刑
2013年3月26日上午,兰州监狱第二监区民警值班室的门关着。
马龙被叫进去的时候,理由是“私藏违禁品”。监区长马志强、副监区长卢兴亮和葛小军、分监区负责人李文杰,四个人先后进了那间屋子。后来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他们让马龙趴在地上,用橡胶棒长时间殴打,打到意识模糊,才送医。当天中午,马龙被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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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狱方告诉家属,人死于心梗。第二天,监狱以6万元“困难补助金”与家属签了私了协议。第三天,尸体火化。四名狱警统一了口径:马龙是在值班室擦制度标语牌时,从凳子上摔下来死的。
从“摔死”到“心梗”再到“病亡”,马龙的死因在三天之内换了三张面孔。 而那张能说清楚一切的脸——尸检报告——被火化炉烧掉了。
十三年后,2026年11月13日,甘肃景泰县法院再审改判:马志强犯故意伤害罪判11年、虐待被监管人罪判1年,数罪并罚执行11年6个月;卢兴亮、葛小军、李文杰各判5年。
数字变了。但真正值得停下来看的,不是刑期从6年涨到11年半,而是这十三年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真相”活得比“掩盖”更久,又是什么东西让“掩盖”差点赢了。
那间值班室里,法律本来应该是一堵墙,结果它成了同谋
四名狱警在2023年供述的作案逻辑,简单到近乎粗暴:因为怀疑马龙私藏违禁品,问不出来,就让他趴在地上打。这是一个在监狱这个封闭空间里,权力对肉体最原始的处置方式。没有程序,没有记录,没有第三人在场。
但比殴打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殴打发生之后,监狱系统内部的第一反应是“统一口径”,而不是“启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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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藏在接下来的动作里。事发第二天,狱政管理科科长和政委出面,用6万元把家属的嘴堵上了;第三天,尸体火化,把物证毁灭了。这套操作之所以能如此顺畅地完成,不是因为某几个人胆子大,而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上,监狱系统内部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被设计用来质疑“自己人”的陈述。马龙是服刑人员,他的死如果被定性为“正常病亡”,对监狱来说是最省事的结局。6万元是一笔“困难补助金”,不是“赔偿金”,这个词的选择本身就说明,监狱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它只是在“照顾家属情绪”。
而更荒诞的是,四名施暴者在这之后的十年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停滞或倒退。到2023年被采取强制措施时,马志强已经调任甘肃省审计厅老干部处四级调研员,卢兴亮成了兰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科科长,葛小军和李文杰留在监狱系统,都拿到了一级警长。一个在值班室里被橡胶棒打死的人,换来了四个人的平稳调动和职级晋升。在那套系统里,打死一个服刑人员,似乎不构成一个需要被追究的“问题”。
四次调查,四次“正常死亡”:谁在替谁兜底?
马龙的家属没有停。十年里,他们持续信访、控告。而在这十年间,兰州监狱和当地检察机关先后做了四次调查,四次结论一致:“正常死亡”“没有证据表明马龙是被狱警殴打致死”。
四次,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带过的数字。它意味着调查曾经反复启动,又反复关闭,每一次都停在同一个地方。而每一次关闭,都需要一个“结论”。那个结论之所以能站住,靠的恰恰是四名狱警在第一时间毁掉的东西:没有尸检,没有监控,没有活着的人为那间值班室里发生的事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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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证据越少,越应该穷尽手段去找;而不是证据越少,越可以说“没有证据”。但在这四次调查里,“证据不足”被当成了“没有犯罪”的同义词。没有人去追问:证据为什么不足?证据是被谁弄没的?一个在封闭监区里死亡的人,死因举证责任应该落在谁头上?
直到2021年最高检第七巡回组在兰州监狱巡回检查时发现了线索,案件才被交办、督办,2023年异地管辖到景泰县之后,四名狱警才开口供述了那十年里“编造谎言、对抗调查、毁尸灭迹”的经过。
“疑点利益归于被害人”:这句话为什么比刑期更重要
再审判决里最值得读的,不是11年6个月那个数字。是法院对“没有尸检”这件事的回应。
法院的认定逻辑是:尸检之所以缺失,恰恰是因为四名被告人串供、编谎、欺瞒单位和家属,导致尸体被迅速火化。证据灭失的不利后果,不能由造成证据灭失的人来享有。 所以,“疑点利益”应当归于被害人。
这句话在法律上分量很重。在普通的刑事诉讼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是一条基本原则——检方证据不足,就不能定罪。但马龙案确实了一个例外:当疑点本身就是被告人制造出来的,被告人就不能用自己制造的疑点来脱罪。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常识。但在这起案件里,他花了十三年才被写进判决书的释法说理部分。而在此之前,那四次“正常死亡”的调查结论,本质上就是在用“证据不足”来替制造证据不足的人兜底。
罪名之变:从“虐待”到“故意伤害”,差在哪里
2023年的一审,四名狱警定的罪名是虐待被监管人罪。这个罪名的量刑区间是三年到十年,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到十年。马志强判了6年,其余三人各判4年。
2026年再审,罪名改成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48条写得很清楚: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实施殴打、体罚虐待,致人伤残、死亡的,转按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起刑就是十年以上。
两个罪名的区别,不是文字游戏。虐待被监管人罪保护的法益,是监管秩序的正当性;故意伤害罪保护的法益,是人的身体和生命。把罪名从“虐待”改成“故意伤害”,意味着法院在说:这件事的核心不是“狱警违反了监管规定”,而是一个人用橡胶棒把另一个人打死了。 监管身份和监管场景,不是减轻责任的理由,反而是从重处罚的依据。
而马志强同时保留的虐待被监管人罪,指向的是他在马龙之外还殴打、违规使用戒具虐待过其他服刑人员。这意味着,马龙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只是唯一一个没有活下来的。
十三年,正义来了,但它迟到了太久
马龙死的时候43岁,刑期还剩7年7个月。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来减刑,在监狱里已经待了将近十年。他的生命结束在了一个他本来应该被国家依法关押、依法管理的地方。而杀死他的,恰恰是那些被赋予管理权力的人。
十三年后,四个人被判了刑。马志强要在监狱里待11年半,另外三个人各5年。马龙没有等到这一天,但他的家属等到了。
但有些问题,判决书没有回答。
那四次“正常死亡”的调查,是谁签的字?6万元的私了协议,是谁批准的?四名狱警在十年里调岗、升迁,是谁的笔在批?如果“掩盖”的成本只是十三年后被加刑,而“掩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配合掩盖的人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么下一次,同样的值班室门关上时,里面的人凭什么相信“这次不一样”?
再审判决里那句“疑点利益归于被害人”,是一句正确的、有分量的、值得被写进教科书的话。但它之所以需要被写出来,是因为在它之前,有十三年时间,疑点利益被归于了那些亲手制造疑点的人。
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但“迟到”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代价。 马龙付了命,家属付了十三年。而那些在四次调查里写下“正常死亡”的人,他们的名字至今不在任何一份判决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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