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这次来深圳注定要满载而归,他从中国带走的东西,足够给5000万韩国人一个交代了。
在我看来,对于这位务实派的韩国总统来说,此行最值得他炫耀和带回首尔的,是一项谈了八年多、几度陷入停滞的经贸成果,即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实质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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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为什么重要?答案显而易见,韩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中国又是韩国最大贸易对象。
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相较于一波三折的政治安全关系,经济联系大体处于不断加深的趋势,与中国做生意,不仅喂饱了韩国国内的几家大财阀,也让不少韩国普通人尝到了甜头。
可是,在“萨德”问题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的经贸关系跌入谷底。
更让韩国难堪的是,作为韩国头号盟友的美国,持续推动供应链重组和技术限制,使得韩国企业在中美之间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经营选择。
对首尔而言,中国市场难以割舍;对北京而言,韩国也是东北亚产业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双方都清楚,关系不能只靠高层互访维系,还需要可兑现、可持续的合作规则。尤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区安全风险交织的背景下,经济合作还能否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显得更加关键。
这也是李在明访华的现实背景。面对国内好几家“嗷嗷待哺”的财阀企业,以及希望通过出口和就业拉到经济增长的韩国普通人,李在明必须干出点什么,否则,早就对李在明口诛笔伐的在野党,将掀起更大的口水仗。
最后,韩国也需要“戴着脚镣跳舞”,在和中方进行经贸合作的同时,也不能踩到韩美同盟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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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谈判突破,真正的大结果是制度性开放】
要说这次李在明拿到的“大结果”究竟“大”在哪里?答案首先在于,中韩双方将经贸合作的重点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进一步推进。
11年前,朴槿惠主政时签署生效的中韩FTA,为双方商品流通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但服务和投资领域的开放仍有不少空间。
我检索到,后续谈判虽然于2018年3月启动,但中间居然因为分歧导致四年多没有举行正式谈判,直到今年通过密集的部长级磋商和多轮谈判才明显提速。
11月18日,这场“马拉松谈判”才落下帷幕,两国宣布实质性完成谈判,仍需还得完成法律审核和签署生效程序。
我仔细瞧了瞧成果清单,这份成果的含金量,首先体现在市场准入。
按照韩国产业通商部公布的说明,韩国旅行社在中国23个指定地区开展出境旅游业务获得协定层面的安排;韩国律所与中国律所开展合作的设立地域扩大;韩国流通企业在华经营30家以上门店时,独立运营的条件得到改善;韩国建筑企业参与中国项目的原有类别限制也拟予取消。
这意味着经营条件的实际变化。可以看到,以上这四个领域,都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这次中国对韩国的开放力度,可以用诚意十足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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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和投资规则。相关报道说,中方同意在金融服务领域适用“未来最惠国待遇”,用大白话说,就是中国如果在未来与第三国的贸易协定中承诺了更高水平开放,那么韩国可以依据协定获得相应待遇。
双方还就禁止以投资为条件强制技术转让、扩大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护范围等作出安排,并推动市场准入承诺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纳入防止开放水平随意倒退的机制。
在我看来,这种“防倒退”机制,能让韩国的企业安心许多,比多少说的天花乱坠的商业机会都更具长期意义。
更令韩国人兴奋的是,双方在文化领域也有进展。中国承诺在电影、游戏等特定领域给予韩国最惠国待遇,并对相关事前审查适用非歧视原则。
最后,我查询到,根据韩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对华货物贸易额约2729亿美元,服务贸易额约388亿美元。两者规模差距明显,恰恰说明未来合作的增量空间大有可为。
这次的结果,真正值得重视的,不只是开放了几个行业,而是双方开始尝试用更明确的规则,降低跨境经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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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经济成果更重要的,是韩国的战略选择】
在我看来,李在明此行拿到的“大结果”,既是一份经贸答卷,也是一次外交选择的检验。
我在韩国9年多,即便是从他们小市民身上,我都能体会到韩国人的矛盾心态,他们一边嫌弃中国人,一边又求着中国人在韩国花钱,转过头来在军事安全甚至是文化上,又疯狂崇拜美国。
这种割裂感,随着近几年中美竞争进入深水区,在韩国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我还特别关注看重此次谈判从“给多少市场机会”转向“如何把机会固定为规则”。
原因很简单,市场开放可以随形势变化而调整,但如果能够通过协定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企业就有更稳定的预期。
当然,协定不是政治矛盾的消除器,更不是中国单方面让利。韩国同样作出了市场开放承诺,关键在于互惠安排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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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角度看,稳定中韩关系符合周边外交和高水平开放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产业合作网络。
但经济合作能走多远,终究离不开政治互信。中方在会谈中意味深长地强调,希望韩方在对外战略上维护“战略自主”。
李在明也颇为识相,重申韩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些表态说明,双方都知道经贸合作之外还有必须妥善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不愿把这次会晤简单看做“韩国赢了”或者“中国让步了”。它更像是双方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重新确认彼此的现实价值。
李在明为韩国争取到了新的制度性机会,而能否把这份成果转化为持续增长、更多投资和真正稳定的双边关系,还要看首尔今后的政策选择,也要看双方接下来的执行。
文|郑博源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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