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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1岁的施振荣抵达深圳,面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自己“非常不习惯”。
这位时隔19年再次担任中国台北经济领袖代表的宏碁创办人,出发前刚接下赖清德交代的三项任务。
一边是岛内当局希望借APEC传递的政治信号,一边是老先生亲身感受到的深圳变化,他究竟会怎样完成这三项任务?这趟深圳之行,又暴露了两岸关系怎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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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交代三项任务,施振荣落地深圳先谈真实感受
11月18日上午11时左右,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偕夫人叶紫华抵达深圳,这次他将代表中国台北参加APEC相关活动。
对于81岁的施振荣来说,这次出行有着特殊意义,因为距离他上一次担任APEC经济领袖代表,已经过去整整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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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他曾经代表出席澳大利亚悉尼APEC会议,当时提出数字机会中心2.0构想,希望通过科技合作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数字鸿沟。
19年过去,他再次走上这个国际经贸舞台,身份还是企业界代表,但两岸经济实力和产业格局早已发生明显变化。
在他来之前,赖清德表示希望施振荣向国际社会传达3项主张,分别是积极参与APEC事务、突出台湾地区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塑造区域和平繁荣稳定力量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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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任务听起来都很明确,既有国际参与的政治诉求,也有半导体产业的经济诉求,还有对外展示形象的考虑。
然而,施振荣抵达深圳以后,并没有急着谈这些宏观议题。
当天中午,他就在深圳四季酒店宴请随行团队和台湾企业代表,席间还有宏碁董事长陈俊圣等人。
宴席上的菜品以粤菜为主,整体安排体面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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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引起岛内媒体关注的,是施振荣在致辞时脱稿说出的一句话,他表示自己从家里出发到机场,再从机场抵达深圳,一路都非常顺畅,受到的礼遇也让他感到“非常不习惯”。
我觉得,这句话比一大段精心准备的经贸讲话更有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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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人可以按照既定安排完成公开发言,但亲身经历之后产生的感受,往往更能体现实际环境带来的冲击。
对于施振荣来说,深圳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理名称,而是一座与台湾地区产业联系密切的城市。
他创办宏碁是在1976年,那时深圳经济特区还没有诞生,如今他再次来到深圳,看到的已经是一座拥有庞大产业体系、科技企业和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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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不需要刻意宣传,亲自走一趟就能感受到。
更值得琢磨的是,他这次带来的三项任务,实际上都绕不开两岸经贸关系。
赖清德希望借助APEC展示台湾地区的国际参与空间,希望突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也希望向外界传递所谓区域稳定的形象。
但这三件事情都存在一个现实前提,那就是台湾地区无法脱离两岸经济联系单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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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此前已经明确表示,台湾地区参加APEC相关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以及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和惯例处理。
1991年形成的相关安排,已经为中国台北参与APEC活动确立了明确框架。
这意味着,施振荣可以在经济、科技、产业合作等方面充分交流,但不能借着经济代表身份突破既定政治定位。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次深圳之行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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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交代的三项任务有自己的政治盘算,可真正到了国际经贸场合,能够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产业实力和合作能力。
施振荣在午宴上谈到人工智能治理、科技与人文的平衡,还提出人和人工智能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分工关系。
他谈的是技术、产业和未来发展,而不是政治对抗。
这说明,即使岛内政治环境存在复杂因素,企业界依然明白,真正能够带来订单、技术和发展机会的,是稳定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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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不是政治筹码,台湾产业经不起两岸脱钩
赖清德交代的三项任务中,半导体无疑是最有实际分量的一项。
台湾地区在全球先进晶圆代工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先进制程领域,相关产业链对全球人工智能、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AI产业迅速发展,全球科技企业对先进芯片的需求不断增加,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自然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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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振荣在深圳谈到人工智能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产业观察,即AI产业可以看成多层结构,底层算力基础设施和芯片制造非常重要,上层则涉及模型、应用以及智能化发展。
这实际上说明,台湾地区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全球AI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掌握整个产业发展的所有主动权。
我认为,这个区别必须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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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先进芯片制造能力,确实能够让台湾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产业地位并不等于政治地位,更不能被当成谋求政治对抗的工具。
芯片产业最看重什么?
是订单、市场、技术、人才和稳定的供应链环境。
一家半导体企业建设工厂,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购买设备,组织技术团队,还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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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不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能产生回报的,任何一个重要市场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企业的经营计划。
赖清德当局一边希望国际社会看到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一边又不断强化对美依赖,这种做法实际上会让企业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
美国需要先进芯片,也希望掌握关键技术和产业链优势,这是美国科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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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台湾地区而言,产业合作不能只看美国提出了什么要求,还要看自身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特别是台积电这样的企业,长期发展依赖全球市场,生产基地、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存在复杂联系。
如果把产业合作过度政治化,甚至把先进制造能力当成换取外部政治支持的筹码,那么最终承担风险的,很可能就是台湾地区本身的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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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赖清德需要认真考虑一个现实问题,企业的核心任务是创造价值,而不是替政治人物承担战略风险。
半导体产业可以成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优势,但不能被包装成政治对抗的资本。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防务支出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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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提出将相关支出逐步推高至GDP的5%,岛内也出现了围绕美国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务投入的讨论。
这笔账并不难算,防务预算增加,意味着政府必须从有限的财政资源中拿出更多资金。
而台湾地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只有安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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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缺电、土地资源紧张、人才流动以及产业成本上升,都在影响当地企业和普通民众的生活。
特别是能源问题,半导体产业属于高耗能行业,先进制造需要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能源供应出现问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风险就会增加。
我认为,发展半导体产业与维护地区和平并不矛盾,但如果把安全政策变成不断增加对抗性投入的理由,反而可能挤压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所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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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的是可以长期预测的经营环境,而不是今天出台一项政策,明天又因为外部压力调整方向。
更何况,台湾地区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大陆拥有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不断扩大的科技应用场景,两岸企业在电子制造、零部件、设备和消费市场等领域存在长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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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联系不是几句政治口号就能消除的。
施振荣这次来到深圳,谈论的依然是科技合作、AI发展和供应链分工,这恰恰说明企业界更关心实际业务,而不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口水战。
在我看来,台湾地区真正应该保护的是自己的产业基础,而不是把产业优势变成政治冒险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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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强调和平,一边制造隔阂,两岸真正需要什么
施振荣此次承担的第三项任务,是向外界展示台湾地区将继续成为亚太和平与繁荣的稳定力量。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任何经济体都希望地区环境稳定,也希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能够持续发展。
但如果把这句话放到当前两岸关系中,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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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长期存在的政治基础问题没有解决,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持续推动去中国化政策,使两岸之间原本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一边强调和平,一边拒绝两岸共同政治基础,这种做法很难真正建立稳定的互信。
我认为,维护台海和平不能只停留在国际场合的表态上,更不能一边要求别人保持克制,一边不断增加军事对抗和外部介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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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根脉,也有大量现实利益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半导体产业,也体现在农业、制造业、旅游业、教育和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
如果两岸能够保持正常沟通,企业就能更放心地安排投资,普通民众也能更加便利地探亲、旅游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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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如果政治对抗持续升级,最先感受到压力的往往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普通家庭和基层企业。
尤其是台湾地区年轻人,他们需要的是就业机会、合理的生活成本和可以预期的未来,而不是被不断推向对抗的环境。
岛内政治人物可以围绕选举进行不同主张,但不能把整个社会的发展空间当成政治博弈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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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对美关系。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始终围绕自身战略利益展开,既希望利用台湾地区在半导体领域的产业优势,也希望通过军事合作维持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
但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地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环节都完全一致。
美国企业希望获得稳定的芯片供应,美国政府希望掌握先进技术和产业链主动权,而台湾地区企业需要的是全球市场和持续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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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利益有交集,也存在差异。
如果岛内当局只看到外部支持的政治价值,却忽视产业和民生所承担的长期成本,那么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当地民众。
我认为,真正有远见的产业界人士,应该比政治人物更加清楚稳定环境的重要性。
施振荣谈到的王道经营理念,强调利益平衡、长期发展和共同创造价值。
这套理念放到两岸关系中同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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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合作不是谁占谁的便宜,而是通过产业分工、技术交流和市场互补,让双方都能获得发展机会。
大陆拥有庞大的应用市场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台湾地区在部分精密制造、半导体和电子产业领域具有长期积累。
如果双方能够在互利基础上加强合作,就能形成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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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科技竞争已经从单一芯片性能,扩展到算力、算法、数据、应用和产业生态的综合竞争。
两岸企业如果能够加强交流,就有机会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寻找合作方向。
反之,如果不断制造政治壁垒,原本可以共同发展的产业链就可能被人为切割。
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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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深圳这座城市。
1976年施振荣创办宏碁时,深圳经济特区尚未建立,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成长为中国重要的科技创新和国际贸易中心。
19年前,他在悉尼参加APEC,讨论的是如何通过科技合作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数字鸿沟。
19年后,他来到深圳,依然在讨论AI、科技治理和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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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更需要稳定开放的环境。
中国大陆今天拥有的市场规模、制造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是长期发展形成的结果。
我认为,两岸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不断制造新的政治口号,而是恢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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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则需要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更多合作机会。
赖清德交代的三项任务,可以成为施振荣此次参会的工作方向,但不能改变APEC既定的政治定位,也不能替代两岸关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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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81岁的企业家能够在深圳感受到礼遇,也能够公开谈论科技合作,恰恰说明两岸之间并不缺少交流的现实空间。
真正应该珍惜的,是这种能够坐下来谈产业、谈市场、谈未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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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施振荣这次深圳之行,表面上是一次APEC经济代表活动,背后却映照出两岸产业联系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赖清德交代的三项任务,最终仍然要回到经济、科技和区域合作上来。
我认为,两岸同胞真正期待的,是少一些人为制造的隔阂,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交流,让畅通往来不再成为一句令人意外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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